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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史记》中无传的楚汉谋士
2012-08-29 15:57:55 来源: 作者:李佳 热度:

   公元前210年到前200年左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由于秦始皇及其二世的暴虐统治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人民相继而起进行殊死反抗,那个妄图万世不朽的秦王朝很快便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化为了灰烬。但是社会并未从此太平,两个起义领袖刘邦和项羽又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才最终确立了汉王朝的统治。在这波澜起伏的十多年中,涌现出大量的英雄豪杰,司马迁或给他们立本纪,或将之归入世家、列传,记载他们的功勋,述说他们的事迹,使二千多年前人物的音容笑貌宛在耳际眼前,让我们由衷钦佩史迁这支如椽的大笔。
   对《史记》中楚汉时期人物的研究有很多,但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叱咤风云、力挽狂澜的“大”人物身上。然而当我们细细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除了那些建立过丰功伟业的大英雄们外,还有很多小的谋士、辩客也都积极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他们有些虽只提出了片言只语的建议,却同样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作用。这些灿若流星般的闪光人物,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本文围绕楚汉时期那些在《史记》中没有自己传记的谋士们展开,也包括一些辩士或智者。尽管他们的计谋不一定都是高明的,也并非都被采纳,但是通过这些人物,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的探讨楚汉时期的许多问题。[ 按:本文的写作曾得到台湾大学中文系李伟泰教授的指点,特此致谢!]
   
小谋士与汉胜楚负的原因
   从楚汉战争一结束到现在,有关“汉何以有天下,楚何以失天下”的讨论就不绝于耳,各家的分析可谓详备,不过有一点可能讨论的还不够,那就是除了张良、萧何、陈平等等大谋士外,那些小谋士在楚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1、从刘、项对小谋士的不同态度,看汉胜楚负的原因
   刘邦虽然“不好儒[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本(按:以下皆用此本,不再注出),册8,页2692。]”又“慢而侮人[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册8,页2590。]”,却很能虚心纳谏,他不仅重视大谋士的计策,也从不轻视那些小人物的意见,这使得刘邦总能在关键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侥幸从“荥阳之围”逃脱后,刘邦利用关内的兵粮重整旗鼓,准备回去与项羽再战。这时袁生[ 按:“袁生”,《汉书》作“辕生”,中华书局本(按:以下皆用此本,不再注出),册1,页41。]劝说汉王道:
   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 《史记·高祖本纪》,册2,页373。]。
先避免与楚军的正面交锋,再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对之进行牵制打击,使楚军在广袤的战场上疲于应对,达到对楚军兵力钱粮消耗的目的,最后再一举歼灭,这个计策太厉害了。明凌稚隆曾评价说:“备多力分之说,正胜楚之要机也。楚卒以此困,袁生其善谋哉[ 《史记评林》,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98年3月版。册2,页123。]!”。刘邦是何等聪明之人,立即“从其计”。虽然袁生这个小谋士在《史记》中仅出现过这一次,但他为汉胜楚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邦纳谏的范围又绝不限于自己的谋士,在其平定三秦后,有乡贤董公为其献策,曰:
   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按:董公的话不见于《史记》,此段引自《汉书·高帝纪》,册1,页34。]。
刘邦听后当即予以采纳:先是袒而大哭,接着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并且发表了一篇告谕诸侯文,公开对项羽进行责难。刘邦的善于纳谏于此可见[ 《史记评林》引明霍韬曰:“三老董公隐者也,四皓之俦也,为义帝发丧也,犹夫叩马之谏也,异言同心者也。帝纳用之,从谏弗咈之明验也,群策所以毕收也。册2,页117。]。而这样做使得刘邦在道义上占据了主动,争取了民心,汉对楚的战争变的名正言顺。董公的事迹虽也仅见于此,但其对刘邦统一天下的功劳,可真是不小。
   对于建议,无论其出发点是否为汉,只要结果对汉有利,刘邦也一律从谏如流。在入关途中,刘邦听从张良意见围宛城三帀,必欲破之。前此不久刘邦曾在颖阳屠城,所以宛城的情况万分危急。南阳守打算自刎,其舍人陈恢为了挽救宛城百姓和郡守的生命,便自告奋勇去游说刘邦:
   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 《高祖本纪》,册2,页359-360。]。
在此之前张良劝刘邦攻宛时,曾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陈恢也充分了解刘邦急切想达到的目标以及存在的顾虑,因此所言竟与张良几乎全同,切中要害之处。难怪刘邦一听当即称“善”,遂“以宛守为殷侯”。陈恢挽救了宛城的大难,而刘邦则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其“引兵西,无不下者”,入关的障碍被大大清除了,而这正是刘邦能够迅速入关的一个重要原因。宋倪思说:“又有陈恢者谋之,非宛计,实汉计[ 《史记评林》所引,册2,页102。]。”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刘邦不仅重视这些小人物的意见,而且一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都会给以优厚的封赏,如封陈恢千户[ 《高祖本纪》,册2,页360。],封董公为成侯[ 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册2,页370。],那个说服项羽送回刘邦父母、妻子的侯公被封为平国君[ 《史记·项羽本纪》,册1,页331。],而进言削掉韩信楚王爵位的田肯,也得到了黄金五百斤的赏赐[ 《史记·高祖本纪》,册2,页382-383。]。向刘邦献策不仅很有可能被采纳,而且建功必赏,这样必然会吸引更多有聪明才智的人乐于为其出谋划策。通过这些小谋士,我们可以了解到刘邦任人唯贤和善于纳谏的领导品质。班固曾评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 《汉书·郦陆朱刘书孙传》,册7,页2131。]!”应当承认刘邦与谋士们的良性关系,是促其成功的一个原因。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项羽的情况。首先来看范增。从范增在楚的地位言,他并非一个小谋士,而是项羽身边最重要的谋臣。但可能因为有关的材料太少,司马迁并未给之立传,因此我们也把他归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项梁起事后不久,范增就去追随他,项梁死后就一直辅佐项羽。因为范增年龄大,资格老,所以项羽尊之为“亚父”。但这种尊敬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对于范增所献的计策,项羽基本没有采纳。刘邦破咸阳后,范增劝项羽说:
   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史记·项羽本纪》,册1,页311。]。
但项羽却始终不忍心下手,以至错过了杀死刘邦的最好时机。
   后楚汉在荥阳附近展开一系列的战斗,汉军因为缺少食物请和,项羽打算接受。这时范增进言,曰:
   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 同上,页315。]。
这次的意见项羽倒是接受了,与范增一起急围荥阳。但却中了刘邦、陈平的反间计,逼走了范增,范增很快死在回彭城的路上,从此再没什么人为项羽谋划了。
   其实在前期想帮助项羽的应该是大有人在的,项羽进入咸阳后,曾经就有人[ 刘宋裴骃《集解》:“《楚汉春秋》、杨子《法言》云,说者是蔡生;《汉书》云,是韩生”,册1,页315。]献策:
   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 《史记·项羽本纪》,册1,页315。]。
这本是很好的建议,如果项羽接受,楚汉的形式也许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是出于种种考虑,项羽没有采纳[ 按:据《史记·项羽本纪》载,由于项羽“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所以不愿都关中。后世也莫不以项羽此举为大谬。但也有学者认为项羽都彭城,是“不得不然之计”,详见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所引恽敬的说法。北岳文艺出版社,99年1月版。册2,页4。],还说了“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的话,献策者因不满项羽的反应,而讽刺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听说后大怒,遂“烹说者”。试想如果明明是好的建议却不受重视,不被采纳,有才能的人不被重用还可能遭到杀身之祸,那么谁还敢为之进言呢?也正因为此,韩信、陈平、黥布这些曾经是项羽的谋士、将领,最终一一改投了刘邦。项羽堵住了“多助”的渠道,只剩下孤家寡人,即便他再“才气过人”,也难免失败的命运。
   不过有一次例外,也值得注意。项羽久攻外黄不下,当外黄最终投降,项羽打算坑杀城中的所有成年男子以泄愤。在这间不容发的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舍人儿,往说项羽,曰:
   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
项羽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那些人。此时的项羽不再那么刚愎自用,但可惜的是,范增已死,楚军深陷韩信、彭越、刘邦的重围之中,为时太晚了。项羽与谋士们的恶性关系,使其失败的命运成为某种必然。
   2、从刘、项对说客谋士的使用,看汉胜楚负的原因
   虽然是两军对垒,但说客的作用依然非常大,是否重视并充分发挥说客的作用,也成为影响刘、项最终胜负的一个因素。
   刘邦非常重视说客的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在《史记》中无传的那些谋士、说客,所以如郦其食之类的人物,虽然很具典型性,也不在本文讨论了。
   让我们先来看看随何。楚军大败汉军于彭城后,刘邦知道自己不是项羽的对手,因而迫切需要联合其他军事力量。随何主动请缨,去游说九江王黥布。他不仅用言辞打动了黥布,更故意在楚使者面前,说穿黥布已降汉的事情,逼迫黥布别无选择,只好杀掉楚使,起兵反楚。在整个事件中,随何表现的可谓大智大勇,其功劳正如他自己所说“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 《史记·黥布列传》,册8,页2603。]”。
   随何的大功,在于帮助刘邦不费一兵一卒便取得了大量城池土地;而另一个说客侯公则凭借言辞,帮刘邦迎回了父母妻子[ 《史记·项羽本纪》,册1,页331。],也是居功甚伟。
   由于刘邦善于发挥说客的作用,所以往往是费力少而成效大,这是项羽不可及的。
   项羽直到最后才认识到说客的作用,但也已经太迟了。当韩信攻占河北,破齐,又大败赶去援救的龙且的军队时,曾经不可一视的西楚霸王感觉到情况的严重。他知道韩信是决定这场战争最终胜负的关键人物,于是立即派盱台人武涉去游说韩信:
   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
武涉可谓说客中的佼佼者,所言富于远见卓识的。但遗憾的是,此时刘邦已立韩信为齐王,韩信心满意足无心反叛,哪里还听得进这些话。
   
小谋士与几位汉初功臣的遭际
   在刘、项两人身边固然是聚集了大量谋士、说客,而那些诸侯将相身边其实也是不乏其人的,是否善于采纳这些谋士们的计策,不仅对诸侯王本人的境遇,就是对整个历史的发展都有着不小的作用。
   1、张耳、陈余与谋士
   楚汉时期群雄逐鹿,先后出现了许多割据一方的人物,他们或拥楚,或拥汉,或在楚、汉间来回摇摆,其结局也各自不同。张耳是当中较为成功的一个,他被刘邦封为赵王,是汉初八个异姓诸侯王之一,其子张敖娶了吕后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探究张耳成功的人生轨迹,我们会发现,诸多谋士的帮助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赵王武臣被李良杀死后,张耳、陈余虽侥幸逃脱,但以后该如何培植、壮大自己的势力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时有谋士给张耳献策:
     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册8,页2578。]。
张耳采纳了这个建议,遂立赵歇为赵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笼络了人心,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其后,因为陈余未全力救赵,有刎颈之交的朋友间出现了嫌隙。陈余为表明心迹无他欲,遂“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起初很惊愕并不想接受,这时有门客劝他:
   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 同上,页2580。]!
这是个将从根本上破坏张、陈二人关系的建议,但却对张耳非常有利,于是张耳立即接受了,甘心自绝于陈余,“佩其印,收其麾下”。虽然“两人之交好不终,为千古笑[ 《史记评林》,册5,页707。]”,但是张耳却从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实力大大增强了。
   陈余通过借助田荣的力量大败张耳,张耳于是打算去投靠项羽。因为项羽不仅兵势强盛,而且曾解救他于巨鹿之围,入关后又立他为王,可以说于情于理张耳都应当投楚。但是谋士甘公却说:
   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册8,页2581。]。
张耳采纳了甘公的意见,于是转投刘邦麾下。这个决策无疑对于张耳的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明王世贞曾评价道:“张耳富贵数世,多甘公力。不然几于垓下对泣,乌江共毙矣[ 《史记评林》所引,册5,页709。]。”
   司马迁在《张耳陈余列传》里凡六用“贤”字[ 六处为:(外黄富人客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厮养卒曰)“夫以一赵尚且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太史公曰: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来形容张耳,起初笔者不大理解史迁屡屡称许的“贤”,到底指何而言?现在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张耳“贤”在能于身边聚集到众多优秀的谋士,正如司马迁所言“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而更为重要的“贤”是指,张耳能够从谏如流,善于接受别人意见。
   张耳、陈余曾为刎颈之交,陈余也因而常被连带称“贤”,但实际上却是远不及张耳的,所以他们日后的情形也迥异。
   张、陈交恶后,韩信和张耳带领数万人袭赵,陈余于是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人数上,陈余的军队都占有优势,更有李左车为之献策:
   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後。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於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 《史记·淮阴侯列传》,册8,页2615。]。
如果陈余听的进去,那么谁胜谁负是很难预料的,可叹陈余自以为是,不用良谋,最后只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宋洪迈曾经指出:“李左车说余深沟高垒勿与战,余不听,一战成擒。邓都尉说亚夫深沟高垒,待其自毙,亚夫从之,吴果败亡。李、邓之策一也。而用、不用异耳[ 《史记评林》所引,册5,页760。]。”可见采纳谋士正确意见的重要性。
   2、萧何、韩信与谋士
   萧何是一直追随刘邦的元老人物,对刘邦始终忠心耿耿,刘邦对其也很信任倚重。但即便如此,萧何如果不善于纳谏,可能也会遭遇很多无妄之灾。
   当楚汉在京索之间展开拉锯战时,刘邦屡次派遣使者慰劳在关中负责后勤的萧何。为此有鲍生进言,曰:
   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 《史记·萧相国世家》,册6,页2015。]。
萧何听从了谋士的意见,果然“汉王大说”。
   在项羽被消灭后,萧何协助吕后诛杀了淮阴侯韩信,刘邦于是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并且“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看起来刘邦对萧何的尊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群臣皆贺,唯独召平认为“祸自此始矣”,他说:
   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 同上,页2017。]。
萧何从其计,于是“高帝乃大喜”。
   后一年黥布反,刘邦亲自带兵平叛,其间又多次派使臣探问萧何。有客警告萧何“君灭族不久矣”,并解释说:
   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孽孽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赊贷以自污?上心乃安[ 同上,页2018。]。
萧何采纳了说客的计谋,于是“上乃大说”。
   明唐顺之说:“非鲍生、召平与客之计,何几于不免虎口哉[ 《史记评林》所引,册4,页631。]。”明董份也曾评论道:“相国所以免祸者,以三得谋智士耳。功名难处如此,淮阴之败以无士也,存亡在所画,悲哉!”萧何因采纳三个谋士的意见免祸,那么韩信是否因为“无士”而被杀呢?
   同为开国重臣的韩信,前期常常很虚心的听取谋士意见,所以屡战屡胜;但到后期却由于不免过于自恃,而终遭“走狗之烹”。
   韩信谋略过人、极善用兵。当韩信以少胜多大破陈余之后,却没有丝毫骄傲,而是虚心向敌方谋士李左车请教。在李左车的指点下,韩信扬长避短,遣使使燕,燕遂从风而靡,汉军不战而胜。其后他又接受辩士蒯通的建议,一举破齐。这些非凡的战绩与他听取谋士意见,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其后韩信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接受武涉和蒯通的反复劝说,而不肯背叛刘邦。待项羽灭后,果如这些谋士所言,韩信先是被立即收缴了兵权,随之又从楚王被削为淮阴侯,最终被吕后、萧何设计杀死,也是一场人生悲剧。可见并非无人为韩信献计,只是韩信到后期听不进谋士之言,谋士们为避祸只有“佯狂为巫”了,谁还肯为他筹划呢。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仅涌现出大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谋士,更有如此众多看似普通,却常常有卓越见识的小谋士。而无论君王还是将相,是否能够“兼听”,是否善于广泛吸收好的意见、计策,往往决定了他们的事业能否成功,或者决定了他们在成功的路上能走多远。
   
从小谋士的写作看司马迁的笔法
   司马迁有英雄史观的思想,他推崇英雄人物,为之立传,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人物常常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时代发展的主导;但可贵的是司马迁并不因此而轻视那些有贡献的小人物,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谋士就是明证。虽然许多小谋士一生当中可圈可点的大概就此一计,其他再无可书写者,史迁也并未因此而忽略他们。在史迁看来,单就此一计言,他们便可名垂青史,这正可看出司马迁所具有的卓越史识。除了见解高超,司马迁在塑造这些小人物时也是颇具匠心的。
   首先,就是用人物的语言塑造人物。本文提到的这些谋士或者辩士,他们凭借口舌去打动他们的主人或打算说服的对象,从而使之接受自己的建议或者主张,因此他们的智慧都体现在其语言之中。司马迁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关键点来塑造人物。谋士的话或长或短,但无不切合进言者的身份,且内容都很精彩。袁生说汉王时,前后用两个“必”字,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献计策的自信。“三老”掌乡中教化,故董公所言多引故训成语,而且喜欢使用“仁”、“义”、“德”、“三王”之类的词汇。而蒯通、随何、武涉等均为此期出名的辩士,他们的言辞颇有战国纵横家的余风,是极具鼓动性和说服力的。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以随何说淮南王黥布背楚为例。随何出使淮南,三日不得见黥布,于是随何先用言辞打动太宰:
   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 《史记·黥布列传》,册8,页2600。]。
愿意用生命作代价来换取说话的机会,虽然类似的话在战国时期纵横家口中也不时说出,但仍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太宰马上向黥布汇报了这个情况,黥布于是接见了随何。随何首先问黥布与项羽亲近的原因,黥布回答,他和项羽是臣对君的关系。此言一出,立刻引出了随何的长篇大论:
   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於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 同上,页2600-2601。]。
随何首先用两个“夫讬国於人者,固若是乎”的反问,一针见血的指出黥布目前所为非“臣事”者所为,因此不足以凭之讬国。接着他告诉黥布,认为汉弱楚强的想法是错误的,楚虽强而不足恃,汉虽弱而必将胜。最后,许之以列土封侯之利。这番话有理有据,有威胁有利诱,黥布是没法拒绝的。
   其次就是擅长场面描写。随何游说黥布归汉,黥布虽然表面答应,但心尚犹豫,欲持其两端而观望。这种想法当然瞒不过随何,于是有了下面精彩的一幕:
   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搆,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击之耳。’於是杀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同上,页2601-2602。]。
仅仅110多个字就把当时的紧张场面,以及随何的大智大勇表现的淋漓尽致。
   最后就是注意细节描写。司马迁往往使用准确的动词,描绘出当时的情形。如三老董公“遮说”汉王,董公当涂叩马进谏的情景宛若眼前;陈恢“踰城”见沛公,其时情况的危急可以想见;萧何益封,“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见识的不凡更加突出,如此等等。尽管他们都只是些小人物,非司马迁着力塑造的,但也都是各具面目,生气勃勃,让人过目不忘。
   总之,通过这些在《史记》中无传的谋士,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分析楚汉时期的许多问题,也让我们更加充分的认识到司马迁卓越的写作才能。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语言文化学部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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