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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文化传统与项羽性格的形成
2012-08-29 10:54:56 来源: 作者:戈春源 热度:

   项羽勇敢、诚信、讲究义气的性格,一直被人们所称颂与赞扬。宋大词人李清照赞美他为生之人杰、死者鬼雄,在历代帝王中闪着夺目的光彩。无庸否认,项羽某些优秀性格的形成与地理人文环境、历史精神传承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项羽生活在吴楚的土地上
   项羽出生于今江苏省的宿迁,为楚国贵族之后。春秋时此地为钟吾国,应是吴的附庸之一,后被吴所倂。周敬王五年(即吴王僚十二年,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阖闾)乘吴王僚派其亲弟盖余、烛庸带兵征楚,吴都空虚之时,命专诸刺死吴王僚自立。烛庸逃至钟吾,盖余奔逃至徐。阖闾整顿朝廷,训练士卒,设守备,实仓廪,稳定内部后,“使钟吾人执烛庸”①。烛庸在此已不能立足,便与弟兄盖余逃奔楚国,吴执钟吾子以归。钟吾,亦为宿国所迁之地,故称宿迁,它一度附于宋,并被鲁所逼,但由于吴的强大,将它“灭为邑”。②从此成为吴国的属地。周元王三年(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此地为越所有。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楚王发兵抵御越军的侵扰,杀越王无强,宿迁成为楚国的一部分,直至战国末期。秦统一中国,在这里设立下相县。可见宿迁长期受到吴楚文化的浸染。《史记·货殖列传》,把吴(今苏州)、广陵(今扬州)与宿迁所在的徐(今泗县北)、僮(今宿迁西)一带作为风俗相类的地区;性格清刻、严遵承诺,是其共同的特点。
   项羽青年时与其叔父避仇潜逃之地,是在吴中。吴中,秦汉时指吴国的中心区域,即今太湖流域。具体落脚地点,应是湖州、苏州一带,今湖州所留项羽遗迹尚多,卞山留有项王庙,至唐仍“庙食不绝”。③湖州子城称项王城,菱湖有项王系马桥,顾渚明月峡还有霸王潭等等。苏州亦有虞姬出生在今丽姬巷的传说,项氏叔侄至吴中后,参与地方事务,“每吴中有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④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涉、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各地响应。项梁使项羽杀会稽守殷通,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起大事,遂举吴中兵。⑤项梁得八千精兵,任命吴中豪杰担任校尉、候、司马等官职,成为灭秦的主力之一。项氏叔侄与吴中精英过从甚密,在与吴中豪杰的切磋交往中,他们会受到吴文化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
   项氏世世为楚将,因封于项而得姓,这个家族的功业与才能闻名于楚。项羽受到楚文化的薰染、亦属自然。吴楚两地,古代河流交织,湖泊棋置,多沼泽丛莽,号称荒蛮。在与自然和强敌的搏斗中,形成了刚强勇敢的地方个性。
     二、吴楚具有武勇传统
   吴楚之人具有奋发进取的精神,作战勇敢,“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⑥直至隋,吴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⑦而项羽出生地的下邳郡“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⑧吴楚之战将以作战勇敢闻名于世。在伍子胥父兄遭费无忌之害,被囚即杀时,楚使者欲捕子胥,“伍子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⑨经艰苦逃亡,入吴为将。子胥有“知死不辟”⑩之勇,在征越攻楚中,立下赫赫战功。伍子胥所进勇士专诸,重诺轻死,伏剑于炙鱼之中,献食时奋疾抽剑,刺死吴王僚,为维护封建正统而献出宝贵生命,可谓气贯长虹,光照日月。专诸此举,为吴国的强盛扫清道路,功业卓著,故吴地多设专诸祠以祀之。
   楚国在长期的战争中,可谓英雄辈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国联合蔡、唐以精兵三万征楚,而遭楚勇将的坚决抵挡。吴军“济汉而阵”,在大别、小别山,三战而胜,楚主帅子常(囊瓦)知吴不可胜,想退却逃跑,而部将史皇却坚决阻止子常畏葸退避之举,说:“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以坚定子常作战的决心,鼓舞了斗志。吴楚双方在柏举鏖战,由于吴将夫概的猛烈冲击,楚师大败,子常奔郑。此战,史皇全力抵抗,英勇杀敌,史皇与其参乘之士全部壮烈牺牲。吴军乘胜占领楚国的郢都,“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众”,兵势大盛。但楚国司马戌却不怕强吴,敢于碰硬,从息(今河南息县)回来,进军雍澨,(今湖北京山),竟把士气正高的吴军打败。可惜司马戌在战争中三战受重伤,气息奄奄。在吴军卷土重来之时,为了避免被俘尸的耻辱,叫部下吴句卑割下首级,裹衣而去。楚昭王避吴军锋芒,渡过长江,进入云梦,有次昭王在睡觉时一伙强盗来偷袭进攻,“以戈击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作为侍卫的王孙由于直接用背部去抵御,结果肩体受伤。从这次吴楚之战中,楚国虽败而英雄人物却不断出现,可见楚国也存在勇敢的潜质。吴楚军队的这种集体性、无形性的心理文化特质,对出生这一带的项羽自然而然产生重大影响。
   项羽作战特别勇敢,秦二世元年初起,项羽“拔剑斩会稽守殷通,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项羽与沛公“略地至雝丘,大破秦军,斩李由。”钜鹿之战,其勇更为人们所熟知。“项羽乃悉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到了钜鹿围住秦将王离,多次作战,断绝秦军的甬道,大败秦军,杀秦将苏角,俘掳王离。秦涉间不降,被迫自烧而死。是时,在钜鹿的诸侯军不下十几支,没有一支队伍敢放开与秦军作战,而项羽的军队“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史记》不仅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项军勇敢取胜的战斗场面,而且连用几个“无不”或“莫敢”表示诸侯军对项羽的佩服。接着再破秦军于漳南与汙上,进军关中。在楚汉之战争中,数度大破汉军。起兵八年“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直至该下之战的最后,“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其力大拔山、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项羽之勇并不是鲁莽的匹夫盲动,而是与谋略相结合。项羽具有战略头脑,秦军围赵王于钜鹿,楚王派宋义率军相救,而宋义却久留不行,饮酒高会,士卒冻饥。宋义以为“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宋义这一分析,完全建筑在主观设想的基础之上,对秦与诸侯军力的估计明显不符实际,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与之相反,项羽通过对敌情的调查研究,认为“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项羽洞悉秦赵双方态势,采取速援赵军的措施,从而取得钜鹿之战的巨大胜利。由此可见,项羽战略思想恢宏而正确。勇气来源于谋略的科学,而不是主观臆断的硬拼。项羽在具体战术上也是灵活多变,在最终只剩28骑,在汉军追者数千人的情势下,“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使汉军不知项羽所在。在项王斩敌人一将之后,又“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调整队形,进行顽强抵抗;汉军只得相应地分成三处进行围攻。项羽终于在杀数十百人之后,突围而出。后只因无颜回乡,在乌江自刎而死。
   智勇结合,是吴国军事的优秀传统。伍子胥是“勇而智”的典范。吴国在“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过程中多设奇计。阖闾三年,吴开始征楚战争,组织三支军队进行突然袭击后又撤退;以一支军队深入楚军,楚国不明敌情,盲目应战,吴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策略,迷惑敌人,使敌人奔走于道路而疲敝。吴在每次作战时,选择善斗的力士500人、善跑的士卒3000人作为先锋,所以每战必克,所向披靡。正如《吕氏春秋》所说:”阖闾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项羽正是继承了吴楚优秀谋略传统,加上刚决的勇气而取得一系列胜利。
   勇气来源于对故国的忠诚。伍子胥虽出生于楚,实为吴臣,他作战勇敢,帮助阖闾、夫差取得柏举、夫椒之战的胜利。他热爱吴国,反对与越议和,更反对放勾践回国,数次强谏。吴王夫差不听子胥忠告,反而听信伯嚭的谗言,赐属镂之剑,令之自刎。子胥仰天而叹,乃告其舍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梓木可以作棺,伍子胥对吴国之必亡,表示哀伤,希望自己死后仍为吴国所用。伍子胥之尸,用皮袋密封,被抛于江。后人怜惜与崇敬伍子胥的忠诚,“为立祠江上”以作纪念。楚的忠国之士,首推屈原,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他反对狡诈的暴秦而与齐国联络,多次遭到嫉谗,被绌放逐。他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自沉于汩罗江以明志。屈原深受伍子胥的影响,他对伍子胥的忠贤十分推崇,对伍未遇明君表示深深的惋惜。最后决心把伍子胥作榜样,“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惕惕,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屈原因国事日非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而以身殉国。屈原投水是追随伍子胥作出的抉择。从战国以来,人们一直把“伍屈”或“胥原”相提并论。吴楚大夫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一直影响到楚国贵族。楚国贤士大夫具有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而充满坚韧不屈的反秦动力,故当时南公就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无疑,项羽从小对秦充满仇恨,因而产生了取而代之的勇气。项羽之勇来源于对故国的依恋。
     三、“诚信”构成吴楚文化的特色
   吴楚人物主流讲究诚信为本,反对作伪欺诳。太伯奔吴,以诚待人,获当地百姓千余家的拥护,而建国勾吴。寿梦称王,学习中原礼乐,注重人格修养,严遵诚信准则,并形成家风。寿梦临终遗命贤明的末子季札继承王位。在季札坚决推辞之下,决定由长子诸樊代行统治,以后兄弟相授,最后可传位给季札。诸樊等为满足寿梦的意愿,嘉勉季札的义气,竟以拼命作战,追求速死以让季札继位。诸樊不几年战死于巢,余祭亦为越俘所杀,余眛勤于国事而亡,再次遗命传位季札。而季札“洁身清行,仰高履尚,唯仁是处”,逃归其封邑延陵,表现了不愿就位的谦诚态度。这与那些为争权夺利而父子相残、兄弟火拼的小人,有天壤之别!
   季札在外交活动中,亦能以诚待人。他明察各国实情与症结所在。周景王元年(前544年)北上时在鲁见到叔孙穆子,对他直言,“您行善事而不能择人,灾害即将降临”,后来果如其言。至齐,根据齐国内部形势,劝晏子交出封邑与政权,避免祸患。至郑,对子产说:“以后的政权将落在您身上,希望慎重地用礼来处事,否则,郑国将要失败。”在外交活动中分析形势,交流看法,都能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他能直抒已见,毫不保留,显示了外交家的气魄与风度。特别能显现季札讲究信义的典型事例,是赠剑徐君一事。那次季札路过徐国,徐国君主对季札所携的一柄宝剑十分赏羡。季札已明白其意,但为了途中防身与礼仪的需要,没有把宝剑赠送。当季札回国,再次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毫不犹豫地把剑挂在徐君的坟树而去。季札认为,此剑在内心中早已许诺进送徐君,“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受剑伪心,廉者不为也。”徐人对季札心诺不爽的风格大加赞赏,为之歌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徐国,正是今泗洪一带,即项羽的家乡。
   诚心为国,一诺千金的精神,在楚国亦有体现。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立下必覆楚国的誓言,而伍的好友申包胥不顾私人感情,坚定地回答说:“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伍子胥带吴军入郢,申包胥赴秦乞求援兵,诉说吴侵楚的危害。而秦王一再推辞,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王深受感动,派军援楚,终于使楚国得以恢复。申包胥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吴楚这些“诚信为上”的风格,在有意无意中对项羽性格形成起了渐移默化的作用。鸿门之宴,邀沛公赴席,项王谋士范增等设下乘机诛杀刘邦之计。席间,范增数目项王,并举所佩玉块示之者三,但项王默然不应。范增令项庄以祝寿名义,舞剑助兴,乘机击沛公(刘邦)于座,杀之。刘邦由于得到项伯、樊哙的翼蔽、保护而逸去。但刘邦之所以逃脱“鸿门宴”一劫,主要还是项羽不愿使用阴谋诡计,而想要在战场上公开决一胜负,是一种坦诚的表现。
       四、尚义是吴楚的价值取向
   崇尚侠气,有益群体,甘愿牺牲自己,是吴楚文化的优良传统与价值取向。勾吴立国,秉承姬周传统,“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太伯爱护民众,致力沟洫,发展文教,被推为“至德”之仁君。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相赞之下,勤俭治国。施恩于民,他“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阖闾以仁义闻于诸侯,吴国历代君主多数具有“民为邦本”,“保民强国”的仁义思想,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伍子胥当国,亦能体恤民情“居吴三年,大得吴众”,为伍报仇已成为吴国朝廷的共识。楚国君主亦有仁义之人。楚庄王二十年(前594年),因宋杀楚国使者。楚派军队“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当庄王听到华元所告宋都实情后,便罢兵而去,使宋人得以一线之存。
   项氏世世将家,办事公正,为吴中人士所钦服,江东子弟皆愿舍命以从。项羽对于民众疾苦。在戎马倥偬中仍置心头。楚汉之军在成皋、广武反复争夺,相持数月,胜负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为了不使天下之民受苦,项羽主动与刘邦挑战,决一雌雄。项羽在垓下兵败,来到乌江边上。乌江亭长已“檥船等待”,对项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而且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有船,汉军即使来了,也没有办法渡过河去。但是项羽却豪侠地笑道:“籍与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不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为了乡众亲谊与部属袍泽之情,毅然放弃了个人生的希望,而把马送给亭长后,下马步行,与敌短兵相接,杀敌数百,身被十余创,自刎而死。项羽自刎与一些吴楚君主的自杀不同。楚灵王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当口自缢于申亥家。吴夫差被越军重围,已无任何出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自杀。项羽尚有生的希望,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尽,充满刚烈的义气。项羽之义,可谓薄于云天,展现了人格之光辉。项羽继承了侠义传统,对今后道德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当然,项羽性格的形成,还与家庭薰陶、所受教育、个人成长经历有关。但与地域的自然条件、社会氛围与历史的传承,也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只是从吴楚文化的渊源,对项羽某些优秀性格的形成,作一粗浅的、脉络式的探讨。不是对项羽性格的全面评价。文章多有偏颇缺失之处,望方家多予指教为幸。


注: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86页 ②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7页  ③颜真卿《项王碑阴述》,董诰《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8页  ④⑤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297页  ⑥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7页  ⑦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86页 ⑧同上,第872页 ⑨同④,第2172页  ⑩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981年版第1408页  同上,第1544页  刘安《淮南鸿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影印扫叶山房本第二十卷第六页  同,第1546页  同④,第297页 同④,第302页同④,第307页 同④,第334页  同④,第305页 袁康、吴平《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刘向《说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78页,并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77页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87页  吕不韦《吕氏春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影印扫叶山房本第19卷第2页  同④,第2180页  王逸章句《楚辞》,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94页 同④,第30页 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986年版第9页 刘向《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第39页 同,第1630-1631页  同④,第312页 同,第4页 同,第1586页 同⑩,第1608-1609页 同④,第1702页 同④,第328页 同④,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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