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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咏虞美人草诗词析论
2012-08-29 15:37:08 来源: 作者:许芳红 热度:

   古人喜咏物,古今咏物之作可谓多矣!对咏物之作的分析赏鉴也早已蔚成大观,然咏虞美人草之作品,则学界向少关注,迄今为止,尚无专门论述文章,本文拟对历代咏虞美人草诗词的情感内涵作一探析,同时,也欲揭示咏虞美人草等诗词所独具的文体特征。
   一、情感内涵探析
   因虞美人草的得名于虞姬,所以,咏虞美人草之诗词多就项羽与虞姬的故事而发,但因作者性情、才华、所处时代之不同,所咏诗篇在情感内涵上并不雷同,而是表现出非常丰富的情感含蕴,或就草写事,或借草言情,或借草议论,不一而足,下面我们分别论之。
   (一)就曲志霸王别姬之事者。《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则夜起,饮帐中……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羽兵败垓下,自身难保,只能选择与骏马、美人相别,虞姬眷念项羽对其深情,又怕入汉宫惨遭蹂躏,遂以死相报。“霸王别姬”的故事悲壮缠绵,在咏虞美人草之诗词中,则有再现英雄美人相别之景者,如唐人旧曲云:“帐前草草军情变,月下旌旗,乱褫衣推枕,怆离情。逺风吹下,楚歌声,月三更,抚骓欲上,重相顾,艶态,花无主,手中莲锷凛秋霜,九泉归去是仙乡,恨茫茫。”[ 据宋王明清《玉照新志·锦里新闻》卷四,载为唐人旧曲,作者不详。见陶宗仪《说郛》卷三三下。]此曲以宛转含咽的方式重新描述了那段人间悲剧,但与司马迁笔下的霸王别姬相比,此词少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壮,而更多英雄美人生离死别的凄怆,表达了作者对虞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读来感人至深。但在众多诗词作品中,单纯纪其事者甚少,更多的作品表现出作者较为强烈的主观情绪特征。
   (二)借草言虞姬对项羽之深情。清朝诗人许氏云:“君王意气尽江东,贱妾何堪入汉宫;碧血化为江边草,花开更比杜鹃红。”[ 此诗为清代女诗人许氏作,名则不详。] 此诗以虞姬的口吻揭示了当年虞姬拔剑自刎时的心理活动,霸王兵败,虞姬知势难挽回,也深知若苟活于世则必入汉宫,难逃凌辱,所以,情愿以死报项王,碧血化为江边之草,成为春天最美的风景。此当然为揣摩之情,但极为真挚沉痛地写出了虞姬对项羽无比专一与忠贞之情,充满悲壮之美。正是由于虞姬对项羽的这种深情,于是,在咏虞美人草的诗词作品中,多有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代虞姬立言,叙述她对项羽之满腔思念。宋姜夔《赋虞美人草》云:“夜阑浩歌起,玉帐生悲风。江东可千里,弃妾蓬蒿中。化石那解语,作草犹可舞。陌上望骓来,翻然不相顾。”首两联写由于项羽兵败失利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而死,虞姬的命运也遂如野草飘摇。颈联则以传说中“忘夫石”的故事衬托虞姬对项羽的深情,化石望夫但不能解语,不如作一棵小草在秋风里舞动,就像当年跳舞博项王欢心一样,她每日在路边痴情盼望,却又害怕项王飞驰而过不会为她停留。此诗辞旨凄婉,感情缠绵深厚,给人以九曲回肠之感。得益于对女子心理的深切体察与把握,姜夔以代言体的方式,以虞姬内心独白的形式写尽她对项羽的深切期盼,文笔落在虞姬细腻幽微的心理活动,故感人至深。再比如宋萧德藻的《咏虞美人草》:“鲁公死后一抔土,谁与竿头荐一觞。妾愿得生坟土上,日翻舞袖向君王。”作者并未落笔于虞姬自刎之场景,而是紧紧抓住虞美人草生于坟土、随曲而舞的特点,来写虞姬之痴情执着。此诗既写出了草的特点,也写出了虞姬的情感特点,甚为感人。明人罗泰的《咏虞美人草》诗则堪称该类诗中的长篇,诗云:“朔风吹沙毡帐髙,汉军四面皆楚歌。拔山力尽骓不逝,虞兮顾此将如何,君恩自此良难保。血溅秋霜眉黛锁,香魂不向阴陵归。滞魄宁依原上草,妾身托根生路傍。妾身有恨天地长,妾容甘与同朽腐。妾名终与同芬芳,轻寒未歇方春雨。暗緑离披啼不语,髙秋欲度风怒号。却忆当年宵起舞,行人过尽巳斜晖。马蹄犹似将军归,深藏泣露暮虫响,羞覩双双黄蝶飞。”[ 见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二百五十六。]此诗不仅以虞美人之眼再现了当年那穷途末路的离别,更是以虞姬的浅吟低唱写出了虞姬那缠绵悱恻的情感,情感表达淋漓尽致,又情深意长。这正如清何浦《虞美人》所叹:“遗恨江东应未消,芳魂零乱任风飘。八千子弟同归汉,不负君恩是楚腰。”
   (三)由此及彼,借虞姬之不幸揭示出女子共同的悲剧命运。在诸多诗词作品中,还有一些诗人不再胶着于虞姬一己之悲剧,而是以假设历史的方法,在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对比中揭示出女子无奈的共同命运悲剧,使这类作品具有更为深厚的无可逃脱的悲剧感。如相传为魏夫人所作的《咏虞美人草歌》:“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咸阳宫殿三月红,覇业已随烟烬灭。阴陵失道非天亡,刚强必死仁义王。英雄本学万人敌,安用惨戚悲红妆。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先逐剑花飞,新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之似敛眉。怨悒徘徊愁不语,恰如初听楚歌时。清魂杳杳今谁主,玉骨他年耻为土。会当移植汉王宫,更伴尊前戚姬舞。”此诗作者多有疑义,宋代祝穆编的《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三十二以为此诗为曾巩所作。宋惠洪《冷斋夜话》云为“曾子宣夫人魏氏作。”[ 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0记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宋代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则认为:“此诗乃许彦国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随侍先君守合肥,寄借得《渠家集》,集中有此诗。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旧诸生,云亲见渠作此诗。今曾端伯编诗选,亦列此诗于表民诗中,遂与余所见所闻暗合,览者可以无疑,亦知冷斋之妄也。”[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0记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我们且不管作者为谁,关键是诗中之义。此诗以高屋建瓴之眼光重新审视了那段历史,作者认为项羽与虞姬的悲剧完全是因为项羽鸿门一宴坐失良机而造成。首句“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劈空而来,以千钧之笔指出项羽的刚愎自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并以略带讥刺的笔墨议论项羽无须为红妆悲泣,“阴陵失道非天亡,刚强必死仁义王”句则认为项羽的失败是因项羽过于刚强,缺少仁义,因而“阴陵失道”是项羽自取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会当移植汉王宫,更伴尊前戚姬舞”句则以极为含蓄的笔墨写出即使项羽不败,获得天下,虞姬也不过与戚姬一样的命运罢了。此诗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对当时楚汉相争的宏观议论,又有对虞姬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更重要的是以罕有的深刻体察到了女人“千红一哭”的不幸结局。此诗实为咏虞美人草中的上佳之作。与此诗同调的还有元代陈樵的《虞美人草》词:“美人不愿颜如花,愿为霜草逢春华。汉壁楚歌连夜起,骓不逝兮奈尔何。鸿门剑戟帐下舞,美人忍泪聴楚歌。楚歌入汉美人死,不见宫中有人彘。”[ [元]陈樵撰《鹿皮子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词主要着墨于虞姬挥剑自刎别项羽之景,而最后一句却点铁成金,以直接的议论抒发作者对虞姬命运的独特看法。刘邦得天下,和他相爱相亲的戚姬命运如何呢?一句“不见宫中有人彘”则鲜血淋漓地揭示出可能出现的结局。宋人许野雪《咏虞羙人草》亦云:“合欢枝叶想腰身,不共长安草木春。若听楚歌能楚舞,未央空有戚夫人。”[ 见清厉鹗辑《宋诗纪事》卷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64页。]也抒发了同样的喟叹。明人汤珍《咏虞美人草》亦云:“垓下悲歌夜帐寒,美人无奈返魂难。死常为卉随春碧,生误如花染血丹。胡地并传青塜,怨楚江休比马嵬看。萦烟泫雨年年色,添得王孙恨渺漫。”[ 见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九六。]此词更是将虞姬与王昭君、杨玉环相提并论,在无奈的感喟中道出了生活的残酷,女子命运的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元白朴的《赋虞美人草》亦将虞姬与舜之娥皇、女英并置议论,又岂止“虞兮无可奈何”。[ [元]白朴撰《天籁集编年校注》卷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些议论诚如无名氏的《虞美人》所悲叹的“露和清泪湿轻红,古今同。”[ 见翰林院编修汪灏等编篡《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四六,清康熙殿版。]这诚如《红楼梦》所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四)借英雄美人的凄婉爱情以慨叹历史人生的终极悲剧。宋黄载万有词云:“世间离恨何时了?不为英雄少,楚歌声起,霸图休却,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蔓葛荒葵,城陇暮。玉貌知何处?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当时魂魄未消磨。”作者在对虞姬的深情追忆中融入了更多的人生悲剧之感。霸图王业不过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世间离恨总是无穷,由个体上升到一般,进而感慨世间英雄共同的失败及女子共同的悲哀。虽咏虞美人草却意旨深厚,动人心魄。明孙齐之《咏虞美人草》云:“楚宫花态至今存,倾国倾城总莫论。夜帐一歌身易殒,春风千载恨难吞。臙脂脸上啼痕在,粉黛光中血泪新。谁道汉宫花似锦,也随荒草任朝昏。”作者不再仅仅局限于对虞美人命运的同情与咏叹,而是由项羽失利引起虞美人之死联想到汉朝的灭亡,想当年刘邦建立帝业,成大汉盛世,而汉又如何呢?终难逃覆灭的命运。作者只一句“谁道汉宫花似锦,也随荒草任朝昏”便提升了整个诗歌的主旨含蕴,使诗歌包含了更为深厚的哲学内涵。他的另一首《题虞美人草》:“君王诚慷慨,为妾总销魂。伏剑酬君贶,留花吊楚人。风翻红袖舞,露翠睂颦。吴会依春树,乌江伴渚苹。浮云随代变,芳草逐年新。空使英雄泪,感慨欲沾巾。”也是在对项羽与虞姬爱情故事的咏叹中发抒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孙明之的散句“夜月空悬汉宫镜,幽姿犹带楚云妆”也抒发了他的这种浓重的历史沧桑之感。
   (五)借草以议论谴责项羽。人们在感叹虞姬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在思索探寻,试图发现造成他们悲剧结局的真正原因。于是,出现了几篇议论讨伐项羽之作。如谌祜《虞美人草》曰:“失道原不在阴陵,放逐义帝知亡形。西风所过皆残灭,不据闗险都彭城。”[ 见元刘埙撰《隐居通议》卷八“七言古撷”条,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此作完全跳开当年霸王别姬的史实,而是直面项羽人生的重大关节,认为项羽的失败一在于其失道不义。因为项羽当年逐杀义帝熊心,于是被刘邦扣上“不义”之罪名,遂失去人心,造成其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二在于其建都位置选择的错误。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入关中时,有谋士建议“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但项羽未从,还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其敌军大将韩信曾斥项羽“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自此以后,建都地点选择之错误就被史家视为项羽败亡的重要原因。诗篇以历史家的冷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跳出了传统的充满同情的悲悯之吟咏,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分析了悲剧的起因,议论精辟,但此诗理智有余而感情不足,虽以虞美人草为题,但已与虞美人无涉。宋舒岳祥《虞美人草》亦云:“垓下楚歌闻太晚,帐前惊起途已穷。当时楚士尽汉归,只有虞兮心不离。……楚王剽悍骨肉叛,项伯私汉无亲臣。范增怒去黥布反,生死相随一妇人。” 此诗一方面写出了虞姬对项羽的无比忠诚,但全诗重点在于议论历史,以极为痛惜之情分析了项羽失败的真正原因,即众叛亲离,指出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信,有一黥布却不能用,最终导致功败垂成。
   二、独特的文体特点
   《咏虞美人草》顾名思义应为咏物之作。咏物诗,发源于先秦,形成于六朝,发展于唐代,而嬗变于两宋。早期咏物诗注重事物外观形貌的客划与再现,强调巧构形似、体物浏亮,发展到唐代,则在体物基础上,追求托物兴寄以抒情言志,到了宋代,更蔚成风气。此正如清人俞琰在其《咏物诗 ∙ 自序》中所说:“故咏物一体,三百篇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 [清]俞琰《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版,第2页。]词虽后起,但在咏物方面,也求有所寄托。清蒋敦复在其《芬陀利室词话》中说:“词源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 [清]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三,唐圭璋《词话丛编》,第3675页。]张炎《词源》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并认为好的咏物词应是“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 [宋]张炎《词源》“咏物”条,《词源》《乐府指迷》合订本,第20页。]要而言之,好的咏物诗词应该达到两点:1.要抓住所咏之物的特征,达到形神兼备。2.必须寄托作者的情志,但所寄之情须在有无之间,须与所咏之物浑然一体,即“不即不离,不粘不脱。”
   然而,考察《咏虞美人草》的创作后,我们发现,在众多诗词作品中,只有极少数作品倾情于虞美人草本身的形态描写,如前举无名氏《虞美人》词,作者将虞美人草幻化成虞美人,亦草亦人,既写出了虞美人草和曲而舞的形态特点,同时,又写出了虞美人的娇容纤态。“翠叶轻轻举”写草,“似呈舞态,逞娇容”则不露痕迹地过渡到对虞美人的描绘。“嫩条纤丽”既是对虞美人草的纤纤细叶的表现,却又是虞美人窈窕体态的再现,草与人浑然一体。“露和清泪轻红”似在写草之态,又在写人之状。而在亦草亦人的描绘中,虞美人的情与意,作者对人事的感叹尽寓其中。此词诚为咏物词中的佳作。再如徐茂吴的《咏虞美人草》两首:“楚宫人去霸图移,剩有芳名寄一枝。浥露晩妆余涕泪,临风夜舞忆腰肢。乍翻尚自疑红药,欲刈终难混绿葵。若使灵均当日见,不将哀怨托江蓠。”“红颜一日尽江湄,芳草能传易代姿。尚想施朱留片蕚,翻疑化碧有单枝。迎风似逐歌声起,宿雨那经舞袖垂。微艶莫教轻委地,徘徊犹似美人贻。”作者也是紧扣虞美人草的特点着力描写,草与人浑不可分。
   但是,更多诗词作品则完全背离咏物诗词的写作规范,变咏物之作为咏史之作。具体来说,可分为两类:一是只将虞美人草作为写作的引子,咏史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如前文所举元陈樵的《虞美人草》词,只有“愿为霜草逢春华”句与虞美人草相涉,其他均无关联,虞美人草不过是作者借以议论历史的引子而已,至于虞美人草的形态特征则完全不见踪影。类似的作品还有明孙齐之的《咏虞美人草》。二是完全无视虞美人草的存在,纵横议论楚汉历史。属于此种情况的作品尤多,如前文所举相传为宋魏夫人所作的《咏虞美人草》,诗开篇即为“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直接切入历史,无需以虞美人草引出作意,以雄豪之笔纵论项羽失败的原因,议论风发。全诗惟有“芳心寂寞寄寒枝”一句与虞美人草相关,“寒枝”也不过是一朦胧树影,全然不见虞美人草的形态。此类诗词作品与咏史诗的咏叹方式几乎完全一致,我们可以将其与宋林景熙的《项羽里》诗进行对比,林诗云:“英雄盖世竟何为,故里凄凉越水涯。百二势倾争逐鹿,八千兵散独乘骓。计疏白璧孤臣去,泪落乌江后骑追。遗庙荒林人酹酒,至今春草舞虞姬。”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吟咏内容,还是写作方式,两者均表现出惊人的同一性。我们再将前文所举明孙齐之《咏虞美人草》诗与李方叔咏史诗《项籍庙二首》其一:“千古兴亡莫浪愁,汉家功业亦荒邱。空余原上虞姬草,舞尽春风未肯休”[ [宋]何汶撰《竹庄诗话》卷十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进行对比,会发现两者在构思谋篇立意上俱无二致。更有一些作品甚至通篇与虞美人草无关,纯为咏史,如前文所举宋谌祜的《虞美人草》更是全然不见虞美人草的影子,真接抒发对历史的深刻议论。此诗与苏辙的《虞姬墓》诗:“布叛增亡国已空,摧残羽翮自令穷。艰难独与虞姬共,谁使西来敌沛公”,[ [宋]苏辙《栾城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唐代诗人胡曾《鸿门》诗:“项籍鹰扬六合晨,鸿门开宴贺亡秦。樽前若取谋臣计,岂作阴陵失路人”,几乎没有区别。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此类诗歌实际上已经完全摒弃了咏物词的写作规范,作者不再着力于物的形态特征的刻划,不再致力于寻找物与人的联结点,而是大刀阔斧地议论历史,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思考,变咏物诗为咏史,此类咏虞美人草诗词遂表现出与咏史诗惊人的同构合一。这类作品模糊了咏物与咏史之间的界限,成为咏物诗词中的另类,它所具有的文体学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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