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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的情报传递与战略
2012-08-29 10:44:49 来源: 作者:藤田胜久 热度:

日本爱媛大学  藤田胜久  著    李安瑜  译
序  言
  率先统一中国的秦帝国,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官制和派遣官僚来统治地方的基础。但始皇帝死后,自陈涉、吴广揭竿起事,仅仅三年即灭亡。在此之后,虽然西楚霸王项羽在全国分封诸侯王,但随即引发楚汉战争,刘邦击败项羽而建立了汉王朝。这段秦汉帝国的兴衰,以《史记》《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为主干,配合《陈涉世家》、功臣世家和列传,广为世人所知。[1]
  
  在这样的历史当中,需要探讨的是,各地暴乱之际的情报搜集,和推动战争的战略状态。例如秦二世时,刘邦起于沛县,项羽则起于会稽郡,然而他们如何得知陈涉、吴广的动向?另外,秦帝国灭亡之后,楚汉战争之时,项羽和刘邦又是如何传递情报,拟定战略的呢?
  
  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关于秦朝的地方统治只有少许的记载。但近年来,藉由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发现的里耶秦简,得以了解秦帝国文书传递和情报处理的状况。[2]另外,在湖北省荆州市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里,也包含有秦代的案件。[3]虽然里耶秦简目前只公开样本资料,但若能将这些资料与史籍一起分析,或可阐明中国古代情报传递的部分情况。
  
  本文试图探讨秦帝国的情报传递,以及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涉、吴广起事后,各地情报传递的管道。特别是楚汉战争期间,以项羽的事迹为中心,从垓下之战和乌江败北的过程。
  一  秦代的地方统治与情报传递
  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采取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将全国分为36郡(后为48郡),由中央派遣的官吏统治地方。其继承秦代制度的沿革,记载于《汉书.地理志》。[4]据书中所载,郡与县的官府结构如下:
  在郡等级的机关,设有监督郡的监御史,郡的首长郡守,以及辅佐郡守并掌管军事的郡尉。郡守和郡尉下,还有作为佐官的丞。在县级官署里,设置县令或县长,其下设有丞和尉,这些称为长吏。县底下有乡和亭的组织,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等官吏。啬夫掌管听讼(裁决)和征收赋税,游徼负责禁绝盗贼以维持治安。但其实际状况和扮演的角色,仍有不甚清楚的地方。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记载,正好能补充这一点。
  
  里耶秦简发现于长江流域以南的里耶古城的一号井(J1),数量约36000件。简牍的外观多属在宽幅木片上书写的木牍。年限从秦王政(始皇帝)25年(前222)起,历经26年的统一全国,涵盖到秦二世二年(前208)为止。内容以行政文书居多,户籍等其他资料也颇受关注。[5]根据木牍的内容,该地区在秦代隶属洞庭郡,遗址推断为迁陵县古城。因此,里耶秦简成为了解秦代郡县制和情报传递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
  
  根据里耶秦简整理出的秦代洞庭郡和迁陵县官署组织,如图1所示。[6]洞庭郡的行政中心是太守府(165正)。太守府里除了郡守,还有卒史、假卒史、属。另外,郡尉以下则有假尉、司马等部属(91背~912背)。此处虽然不见丞的名称,但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沿革来看,各机关应各自设有丞。至于隶属洞庭郡的县,则设有县啬夫。在秦汉时代,辖区内有一万户以上居民的长官为县令,一万户以下则为县长。此外,在蛮夷地区,县层级的机关称为道。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在迁陵县,长官是县令还是县长,在此暂且以县令表示。该县的官府由丞(8157背、91~912背等)和守丞(8134正、166背等)掌管实务。另外,军事体系则设有尉(8157正)。县以下可以看到与戍卒、徭役和徒隶相关的司空(8133正)、司空守(8133背、8134正)。此外还有仓主(165背)、少内(8156)、少内守(8152正)和田官守(9981正)等组织。而县境内则分为若干乡。在迁陵县内,可以看到都乡、启陵乡和贰春乡等乡名。
  
  那么,在这样的郡县制组织下,情报是如何传递的?木牍165、6是很好的例子。从这里可以了解洞庭郡发布给各县的命令,以及向迁陵县的下级行政单位传播的方式。[7]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史泰守府。嘉、谷、尉在所县上书。嘉、谷、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165、6正面
  
  这是秦始皇27年(前220)二月丙子朔庚寅(15日),洞庭守礼向辖内的县啬夫和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传达的命令。此命令规定“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通令洞庭郡将军需物资运往内史和巴郡、南郡、苍梧郡时,依该令派遣“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而不要征召黔首(平民)。[8]另外,征召时不减省人力而多所征召的官员,也下令送交弹劾状至县。这虽然是劳力运输的例子,但可以了解郡的命令藉由文书传递给各县,并要求针对该命令回报不正当或不甚理想之处。
  
  另外,木牍165、6的背面,则有给迁陵县的下级行政单位的指示:
  
  右:〔三〕月丙辰,迁陵丞欧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前书已下,重听书从事。尉别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釦手。丙辰,水下四刻,隶臣尚行。(165背面)
  
  右1:三月庚戌,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釦手。庚戌,水下□刻,走袑行尉。
  
    2:三月戊午,迁陵丞欧敢言之。写上,敢言之。/釦手。己未旦,令史犯行。                                     (166背面)
  
  据此,迁陵县收到洞庭郡的命令后,通令于尉,再传达给都乡和司空。接着都乡传递给启陵乡和贰春乡,司空则传达给仓主。从这样的传递途径,可以推论县尉掌管劳动编制的工作。另外,县的劳动力分两种,一种是县内的“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另一种是在乡里的黔首(平民)。因此,一方面传递给掌管县内劳动力的司空和与粮食相关的仓主,另一方面,透过都乡,传递给启陵乡和贰春乡。图示如下:
  
        都乡      启陵、贰春(乡)
  
     司空      仓主
     县廷      尉      
      迁陵丞、守丞   
      秦代郡县里,有关传递叛乱情报的例子,可以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件一八“‧南郡卒史盖庐挚朔假卒史瞗复攸等狱簿”(一二四~一六一简)找到。[9]此案虽然是秦始皇27、28年(前220、219)南郡卒史盖庐等人重新审理攸县之等事件时的资料,但可藉此看出针对叛乱的因应措施:
  
  御史书以廿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盖庐等治所。其壬寅挚益从治,上治它狱。……
  
  ●御史下书别居它笥。●今复之。曰,初视事,苍梧守灶、尉徒唯谓。利乡反,新黔首往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难,恐为败。视狱留,以问狱史氏。氏曰,……。它如书。……
  
  ●氏曰。劾下,与攸守媱、丞魁治。令史与义发新黔首往,候视反盗多,益发与战,义死。攸又益发新黔首往撃破。凡三辈,并主籍。其二辈战北当捕名籍、副并居一笥中。亡不得,未有以别知当捕者。……
  
  据此,为了镇压在利乡发生的叛乱,从攸县征召了新的黔首。虽然一共调派了三次,但仍无法平定乱事。另外,即使想查阅调派黔首中逃亡者的名册,但由于三次的调派名册均统一存放,而无法区别,负责查阅工作的是县的令史。由此可知在秦代,即使是发生在其他郡县的叛乱,都是在南郡查核因应措施的。至于文书的传递,除了御史的书信外,名册副本也放在竹笥里保存。
  
  综合里耶秦简木牍165、6和《奏谳书》案件一八,从郡传递文书给县,并要求其答复,可以看出郡如何确认军事劳动力的运输和镇压叛乱的状况。另外,郡府里除了郡守和郡尉外,部属有卒史、假卒史、属、假尉和司马。而县府除了长吏的丞和尉等外,实务则由令史等书记掌管。这显示出秦帝国利用郡县制传递文书的体系。
  
  以上是早在战国时代就成为秦国领土的长江流域的情况,而统一之后,东部地区应该也采行了相同的郡县制。因此在秦帝国内,郡县里传递给内史及其他郡的劳动力编制、其他郡的叛乱等讯息,只要和秦朝官府有关,就能取得。在秦末变乱之际,项羽和刘邦等人如果能取得这种官府讯息的话,这就成为经由正规文书传递途径获得的情报。
  二  秦的灭亡与项羽的情报传递
  项羽和刘邦是在何种情势下起兵?所凭借的基础又具有何种特性?依照前述讨论,秦二世元年发生的陈涉、吴广之乱,应该会立即透过郡县的文书传递途径通知各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如下: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此时项梁正亡命吴中,九月会稽郡守针对叛乱与其商议。然而,据传项梁令项羽(项籍)杀了郡守,抢夺郡守的印绶。此举震惊了郡府里的人,但项梁仍旧召集旧识的豪吏起兵,控制辖县并取得精兵八千人。另外,他任命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和司马。上述显示,事件最初的情报传递是透过秦帝国的文书传递体系进行,而他们叛乱的基础,则是排除秦的长吏后,以官府的豪吏和县里的豪杰为根本。
  
  之后项梁等人的军队渡过长江北上,在此又有东阳县的陈婴等人加入: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陈婴曾是东阳县的令史,但少年们却杀了县令,要求陈婴成为他们数千人的领袖。陈婴虽然接受,但却不敢称王,转而投奔身为楚贵族的项梁。在此也可以看到,最初同样是根据秦朝官府的情报,而这一叛乱的基础也是除掉中央派任的长吏之后,由属吏和县里的人们所组成。之后,项梁等人的军队渡过淮水,朝项羽的故乡(下相,今江苏省宿迁)进发,抵达下邳(江苏省古邳)时,据传包括黥布等人的军队已达六、七万人。如此一来,可以推测项梁等人的人群基础,是会稽郡和跟随陈婴的东阳县人,以及在项羽故乡周边会合的人,而几乎不包括秦朝的长吏。
  
  那么刘邦的情况又是如何?《史记》卷八《刘邦本纪》记载如下: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在沛县,沛县县令听闻陈涉等人称号“张楚”,其他郡县也多杀害长吏予以响应,因此与掾主吏萧何和曹参商讨。在秦帝国里,如此类因为秦之长吏横暴,其他的郡县杀害长吏起兵的情况,也可在《史记.张耳列传》中看到。[10]但萧何等人却以县令是秦朝官吏为由,建议由刘邦担任首领。结果萧何和曹参、刘邦等人以帛书呼吁沛县城中父老与子弟投降,他们则杀沛令、开城迎奉刘邦为沛公。由此可见,沛县最初也是藉由秦朝的情报网络而得以掌握情势。[11]但烽火四起后,秦朝的文书传递体系理应中断才是。沛公等人的势力,后来与项梁等人共同拥立楚怀王,在楚的体制下行动。综合上述,项羽和刘邦的起兵,当初在会稽郡和沛县,都是根据秦朝郡县制所传递的情报而发起的。
  
  然而各地郡县纷起叛乱之后,秦朝的文书传达路径势必断绝。换成在楚怀王的统治下,想必也是由不同于秦朝郡县制的楚国体制取而代之。[12]这种变化显现在楚国的历法和官职、爵等身分的称呼,在此之后,根据这个体制展开内政和军务。楚势力范围涵盖下的郡县,可能可以和秦一样传递文书。但即使如此,和秦军作战或联络其他叛乱势力时,则无法利用平时的文书传达路径。这时,必须透过递送书信、派遣使者来取得联系。这和战国时代的传递方式相同。[13]
  
  秦将章邯派遣使者和项羽在殷墟议和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如下: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
    “
    粮少,欲听其约。
    ”
    军吏皆曰:
    “
    善。
    ”
    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欣和章邯一起投靠项羽的军队。过去项梁逃亡到吴以前曾在秦的栎阳被捕,请求蕲县的狱掾曹咎传信给栎阳的狱掾才获释。当时栎阳的狱掾就是司马欣。司马欣透过这样的因缘际会与项羽合作,在秦灭亡之后与章邯、董翳均成为秦国昔日领地的统治者,这也是利用书信和使者的战略。
  
  1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
  
  2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项羽本纪)
  
  另外,在《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会稽郡南边的地区,同样也按照秦朝郡县体制和讯息行动的状况: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秦二世时南越郡尉任嚣知悉陈涉等人叛乱后,便将南海尉的职务交由龙川令赵佗代理。赵佗立刻向横浦、阳山、湟溪关发布檄文,指示守备,并且排除秦朝任命的长吏,指派自己的亲信担任假守,在秦灭亡之后,兼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这也是当初依附秦朝的郡县制,而后从秦朝独立出来的例子。
  
  由此可知秦末的叛乱,虽然是以夺取秦朝郡县制体系的机关为出发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排除秦朝任命的长吏,以官府的署吏和县里的人群稳固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叛乱爆发后,秦朝的文书传递便中断了。但在楚怀王的统治下,可以想见楚境内的文书传递取代了秦朝的郡县制,此外,在对秦军作战和联络其他叛军时,则藉由发送书信和派遣使者研拟战略。
  
  三  楚汉战争时期的情报传递与战略
  
  秦帝国灭亡后,项羽拥立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并分封十八诸侯。义帝死后,又演变为项羽继承楚制的分封体制。这应是延续秦末之际(楚)怀王时期的体制。虽然汉王刘邦在进入汉中前遵从楚制,但是在回到关中掌握秦的根据地之后,汉二年(前205)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从此承袭了秦朝的制度。楚汉战争双方此一根本上的歧异,我称之为秦和楚的社会体制,以兹区别。[14]
  
  承袭秦制的汉朝体制,从《史记》里也可以看到其历法和官制、法制、服饰等,进一步比对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可以从更多面向看出此一事实。[15]因此楚汉战争的概略情形可以如此简述,西方的汉王,在秦朝旧地和人民组织下,恢复以郡县制运作的文书传递、劳动力组成和军事体系。另一方面,东方的西楚霸王,在楚的领地和体制下,理应也建立了以郡县为主的文书传递和编制。在双方的敌对过程中,其间的作战、和其他势力之间的联系,都是采用书信和派送使者的方式传递情报。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秦朝灭亡以前的敌对情势,又再度出现于以楚、汉为中心的合纵连横之中。这是从战国时代到秦帝国、楚汉战争的时代特征之一。
  
  以上述的看法来了解楚汉战争的情报传递之时,《史记》的记载无法清楚说明双方在汉霸二王城议和之后,以至项羽败亡之间的情势。关于这点,必须从情报传递的方式,结合遗迹调查的状况重新探讨。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如下的描写:
  
  1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
  
  2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从史料1可以看出,项羽和刘邦在黄河畔的汉霸二王城(河南省荥阳)议和之后,汉王于汉5年(前202)10月,听从张良和陈平的建言,违背约定追击项羽。此时追到阳夏,在固陵开战,但因为淮阴侯韩信和建成侯彭越的军队没有参战,汉王的军队于是败北。因此汉王遣使韩信与彭越,约定将项羽的领地分封二人,包围合击项羽于垓下。
  
  而史料2,则是项羽的军队被包围于垓下,夜里听闻四周汉军唱起楚歌的轶事,项羽和虞姬此刻的诀别十分著称。但是,此一垓下之战存在着几个疑问。首先,垓下一地位于何处?此外,楚军在垓下四面楚歌,遭受包围的情况究竟如何?
  
  关于垓下的地名,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中,认为位于安徽灵璧县的南边,在陈涉、吴广起兵的蕲县(宿州市)东侧。另外,在稍有距离的北边有项羽的首都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边则是下相。大多数的人都持这种说法。不过,辛德勇氏将之称作陈下。[16]陈县是陈涉定都之处,在今河南省淮阳。但是根据《光明日报》(2007年8月23日)刊载的垓下古城挖掘报告,却指出垓下的位置并不在灵璧县,而是在安徽省固镇县。[17]我和李开元氏曾在固镇县文化局的安排下,得以前往当地。[18]垓下村古城的遗址正好位于灵璧县垓下古战场的南边。其位置与郦道元《水经注.淮水》里“洨水又东南流径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的垓下聚吻合。古城城内是15万平方公尺(目测约300×500公尺)的小型城郭,且承袭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遗迹,因此当地的城郭是修整成军事堡垒的建筑。《史记.项羽本纪》所谓“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指的并非垓下古战场那样的平地,而应为垓下古城般被城墙包围的地方。
  
  另一个问题是,成为“四面楚歌”舞台的垓下情势。《史记.灌婴列传》有饶富趣味的记载:[19]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酇、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灌婴当时隶属齐王韩信的分部队,转战彭城的周边地区。灌婴在垓下一战之前,就进军鲁与薛郡、傅阳、下相、僮、取虑、徐等地。甚至渡过淮水抵达广陵(扬州市),并再度越过淮水北上,在下邳击败项声和薛公的军队。之后攻陷彭城,降服西边的留、薛、沛、酇、萧、相诸县,继续进攻苦县(河南省鹿邑)和谯县。总之,在汉王与项羽在陈开战之前,灌婴的部队已经攻取楚的都城彭城及其周边各县。
  
  而反观西楚的领地,以彭城为首,灌婴攻陷的各县和垓下地区,均涵盖在其范围之内。因此项羽应该不是不知战况,而是知悉西楚领地的彭城和各县均已陷落。所以项羽才会在垓下受到三面包围,却无法退回彭城和下相。虽然“四面楚歌”的轶事在文学表现上非常有趣,但如果从情报传递的角度来看,其历史真实性是有考证必要的。
  
  项羽在此之后的转战,则又有问题点如下:
  
  3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项羽本纪)
  
  史料3记载了项羽从垓下转战,再从阴陵、东城到达乌江的经过。《史记》里描述项羽在阴陵迷了路,受农夫所骗绕远路而至东城,但是此描述与当地实况并不吻合。从垓下渡过淮水的南边,并不是西楚的领地。然而由于原先统领此地的九江王黥布投降汉王,所以该地便为项羽所并吞。如此一来,阴陵和东城等地都是项羽的领地。因此项羽若要转移部队,应该会先行通知地方,然后再移动才合理。我们考察了阴陵古城和东城遗址。当时的印象是,淮水以南是平缓向下的平原,可以实际感受到项羽的败逃和汉军的乘胜追击。[20]当地至今仍残存着阴陵古城和东城遗址,顺此路线而行的话,行军自然会多绕远路。由此可见,项羽行军多绕远路的原因并不是如《史记》里叙述的那样。因此很难相信项羽转战自己领地的某城郭会迷路,进而被一个农夫所骗。从前述对情报传递体系的探讨来看,该地区不但可以传递楚境的文书,连派遣联络军情的使者和侦察也没问题。
  
  以项羽的事迹为主轴,观察自秦末群雄起事,以至秦的灭亡、楚汉战争时期的情报传递和战略,可以显现出秦、楚体系的截然不同。相较于秦郡县制里所见的文书传递和劳动力、军事组织,项羽复兴了楚国的体制,而汉王则是承袭秦的社会体制。但是在离开体制而交战的情况下,和战国时代的各国相同,是透过文件和书信、使者的派遣,来拟定其战略。就这个层面来说,情报传递和战略这一观点,在了解项羽和刘邦的体制上是有助益的。
  
  四  小  结
  
  本文以项羽的事迹为中心,试图探讨秦帝国与楚汉相争时期所见的情报传递和战略。归纳要点有如下数端:
  
  一、如同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案例所见,秦帝国透过郡县的机制,建立了文书传递的路径。可以确定的是,秦帝国能够藉此进行军事的劳动力编制,并与各地联系对叛乱的因应措施。因此项羽和刘邦等人,如果能得到秦郡县的情报,就能获知陈涉等人叛乱之初的情势。
  
  二、项梁和项羽起兵时,因与会稽郡郡守商谈,之后藉取代郡守掌握了署吏等人,并取得精兵八千人。另外在越过长江的东阳县,同样身为县令史的陈婴取代当地长吏,汇集了县里的二万人。至于在沛县,以原为掾吏的萧何和曹参为中心,县里的父老、子弟一起拥戴刘邦为沛公起兵。这样的情势,不论何者均得利于秦郡县的情报。如同《史记.高祖本纪》里“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的记载,此时在秦帝国的东部,多数地区的情况都是排除中央派遣的长吏,以地方官府的属吏和县里的人们作为叛乱的根基。
  
  三、项梁等人拥立楚怀王之后,在所掌控的楚国领地内,以楚制为基础的郡县文书传递宣告成立。但是在和秦军作战,以及与其他叛乱势力联系之时,则无法运用郡县的文书传递体系。在这种情形下,给对方发送书信或是派遣使者所能见到的,是与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的相同战略。此外秦将章邯跟项羽议和时,也与过去曾以书信解救项梁的司马欣有关。
  
  四、秦灭亡后,项羽分封天下各地为十八王,而刘邦的汉王国,则再度继承秦的制度。因此在汉王国内,可以利用郡县的文书传递和军事编制体系。另外,成为西楚霸王的项羽,在西楚领地和楚的相关人士封国之间,应该也是透过文书来联系。然而在楚汉战争之中,则是藉助使者和书信的传递方式。
  
  五、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看汉霸二王城楚汉和议后,项羽从垓下之战到败亡乌江的经过,《史记》的陈述便有几点不自然之处。首先,垓下地区当时已是项羽的领地,他应该知道淮阴侯韩信的分部队灌婴攻陷彭城和下相的事。因此项羽在垓下为四面楚歌所震惊,作为史实必须加以注意。另外,项羽在阴陵迷途,被农夫所骗,绕远路抵达东城的轶事也与当地实况不合。只要看过近年考证出的垓下古城和阴陵、东城的古城遗址,就可以知道项羽是在自己领地内的县城转战,绝非是迷路的情况。
  
  以上根据近年来的出土资料和遗址调查,重新检讨《史记》中的记述,中国古代的情报传递和战略的实况也因此得以显现。其中可以看到秦帝国和楚汉战争时期,藉由郡县机关传递文书,以及藉由使者和书信等传递讯息的方法。此外项羽和刘邦的势力基础,分别以秦和楚的体制为根本,与利用使者和书信的战略相互配合。藉此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两者社会体系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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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时期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除了李开元《漢帝国の成立と劉邦集団》(汲古書院,2000年)、同前《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之外,拙著《項羽と劉邦の時代》(讲谈社,2006年)、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里也有概略的叙述。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龙山县文物管理所《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注释则参见里耶秦简讲読会《里耶秦简訳注》(《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八,2004年)、马怡《里耶秦简选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3]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译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下(齐鲁书社,1985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6] 拙著《中国古代国家と社会システム--長江流域出土資料の研究》第四章《里耶秦簡と秦代郡県の社会》(汲古書院,2009年)。
  
  [7] 拙著《中国古代国家と社会システム》第七章《里耶秦簡の記録と実務資料》。
  
  [8] 县级的劳力有二种通称,整理如下:县卒(乘城卒)、徒隶(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县的定时劳役)。
  
  [9] 同前注6《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前注7拙稿《里耶秦簡の記録と実務資料》。
  
  [10]《史记.张耳列传》: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
  
  [11] 拙著《中国古代国家と社会システム》第四章《里耶秦簡と秦代郡県の社会》。
  
  [12] 拙著《項羽と劉邦の時代》、拙稿《楚汉戦争时期的项羽体制》(《史记》与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2006年提出论文)。
  
  [13] 拙著《中国古代国家と社会システム》第十二章《中国古代の書信と情報伝達》。此外,也有如《孙子》书中所见,派遣斥候和间谍等进行侦察的方式。
  
  [14] 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1989,《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卜宪群《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拙著《中国古代国家と郡県社会》第一编第六章《秦漢帝国の成立と秦・楚の社会》(汲古书院,2006年)、拙著《項羽と劉邦の時代》。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
  
  [16] 辛德勇《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 关于垓下的考察,参见陈怀荃《垓下和垓下之戦》、李广宁《垓下古战场考察》(以上《文物研究》第三期,黄山书社,1988年)、《光明日报》(2007年8月23日)、《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5日)《安徽固镇县垓下发现大汶口文化晩期城址》、《垓下史前城址考古发掘成果专家谈》等。
  
  [18] 2007年的调查,拙稿《《史记》と秦漢社会史の調査研究》(山陽放送学術文化財団《リポート》第52号,2008年)有相关的说明。
  
  [19] 拙著《項羽と劉邦の時代》第八章。
  
  [20] 拙稿《《史記》と秦漢社会史の調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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