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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项羽之气”
2012-07-21 11:00:18 来源: 作者:龚留柱 热度:

中国古代的文人,不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与正史“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评价定式不同,往往给政治落难者多几分同情。即以楚汉战争的刘、项而论,后代项羽庙到处都是,唐代杜牧即有诗《题项羽庙》,据说毛泽东在延安曾书录之,而后代的刘邦庙又有几何?西晋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这里“竖子”当然指刘邦,无疑它是一种鄙称。最有名的是宋代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直接把项羽称为人杰鬼雄。那么,这些后来人又褒扬推崇项羽身上的什么东西呢? 

项羽在垓下被围,自为歌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赞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田叔随张敖,赴死如归,彼诚知所处,虽古烈士,何以加哉!”究竟什么是项羽之“气”,我们体会是一种英雄气概,一种堂堂男子汉的光彩。在秦汉以后,此物随着贵族的退场而日益稀缺,又唯其稀缺而越加珍贵。刘项之战的结果,使人感到一种悲剧性的压抑,按鲁迅的话,即“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令文人们唏嘘不已。

秦汉之际,被清人赵翼视为“天地一大变局”,说是“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的终结和“布衣将相之局”的开启(《廿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过去,人们多从是否主张分封的角度来比较评判刘项之优劣,主要着眼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未必全面。今天,我们从他们胸襟气度的角度出发,将发生在此一变局之中的“项羽之气”及其导致的人们政治文化取向加以剖析,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直道而不诡诈

无论是战场作战还是政治布局,项羽都是直道而行,绝无矫饰做作之态。人们可以批评他残暴、愚蠢、刚愎自用,但很难说他狡猾诡诈。这一点他和政敌刘邦形成鲜明对照。

同是观看秦始皇巡游,项羽脱口就是“彼可取而代也”,敌忾之情溢于言表,而不顾这可能带来的族灭之祸;刘邦说的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是矣!”此处透露出的情态是艳羡和攀附,这种言语于他秦朝基层官员的身份是很合宜的。

战场上,项羽从来都是直扑目标而不迂曲。巨鹿战前,项羽认为“今秦军围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却批评他不会“运筹策”。结果项羽杀掉宋义,“悉引兵渡河”,“与秦军遇,九战,绝甬道,大破之……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项羽的这种风格贯穿始终。当来到函谷关“有兵守,不得入”时,他“大怒,使当阳君击关”。听说田荣自立为齐王,就“北击齐”;听说刘邦已破彭城,就“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下,“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一直到最后被围垓下,他还津津乐道于自己“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汉书·项籍传》)。

这让我们想到了春秋时期那个在战场上“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而坚持“正道”拒绝“诡道”的宋襄公。虽然到了此时,由于“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但这种军礼精神依然不绝如缕。如井陉之战,赵国成安军陈余,“儒者,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汉书·韩信传》,结果惨败于熟稔孙子兵法的韩信之手。

项羽政治上所为最诡诈之事,当为“杀义帝”。灭秦后,项羽不想让楚怀王掣肘,于是尊为帝,置之江南郴县。此事颇多蹊跷处。一是让谁去杀,杀于何地,《史记》、《汉书》各篇记载不同。《史记·项羽本纪》说是“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史记·高祖本纪》说是“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史记·黥布传》和《秦楚之际月表》又都说是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而《汉书·高帝纪》说,“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英布杀义帝于郴”。究竟真凶为谁?义帝由盱台(今江苏盱眙)被迁徙到郴县(今湖南郴州),当时衡山王吴芮都邾(今湖北黄冈)、九江王英布都六(今安徽六安)、临江王共敖都江陵(今湖北荆州),三国皆义帝途径之地。清人洪亮吉《四史发复》认为,衡山、临江“二王虽受羽命而不奉行,故布独遣将击杀耳”。那么就是说衡山、临江王是计划下手的人,而九江王英布是实际续成此事的人,故“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二是时间也不同。《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所记都在汉元年四月,而《秦楚之际月表》在汉二年十月,《黥布传》在汉元年八月,共三种说法。《汉书·高帝纪》从《史记·月表》定为汉二年十月。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义帝以元年四月自临淮之盱台徙桂阳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杀之,则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为是”。究竟何时,已无可考,但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刘邦知道这件事的时间。

刘邦暗度陈仓又平定关中以后,走河东、河内到洛阳,已是汉二年三月。结果遇到当地一位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史记·高祖本纪》)。如果说义帝是元年四月被害的话,到这时已经整整一年,即使因为交通不便而信息不畅,刘邦作为一个重要诸侯竟然完全不知情,而一个小乡官已经了解很多,这很难说得过去。那么可能性有两种,一是事情发生未久,义帝被杀的时间较晚(即使按最晚的汉二年十月算也有五个月了),信息传到洛阳但还没有传到关中,所以刘邦不知;二是刘邦或早已知情但隐忍不发,此时因为政治需要导演了这出戏剧,遂派出使者昭告天下,称“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因而组织五十六万人的诸侯联军突袭项羽都城彭城,以便师出有名。

当刘邦和项羽在广武久持不决,项羽要和刘邦“独身挑战”时,而刘邦却数落项羽“十大罪”,其中就有“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一条。奇怪的是,项羽对此竟然无一言辩词(或有说辞而不被汉家史官记载),只是“大怒,伏弩射中汉王”(《史记·高祖本纪》)。他这种对舆论不管不顾,任意而为的举动,这是否也体现了独特的“直道而行”风格呢?

反观刘邦的待人接物,却总是在虚与委蛇之间捞取实利。如他早年为亭长,拜贺县令的客人吕公,高声说“贺钱万,实不持一钱”,结果反而得到人家女儿为妻。芒砀起事后,他在战场上多次失利,但从不硬攻,而是当进则进,不能进则退。如西攻秦,战洛阳不利,就转攻南阳,从武关、蓝田一线进入关中。又如鸿门一事,刘邦自知实力不如项羽,就不惜卑躬屈膝,甘言如饴,骗取了项羽的信任。军事上,由于刘邦善于用谋略,虽然在具体战役上几乎屡战屡败,但却能从战略上着眼,所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比军事上的诡诈更突出的,还是他政治上的阴险。如当刘邦由南阳西攻关中时,因惧怕秦兵尚强,就“遣魏人宁昌使秦”。目的是什么,史未明言,但从不久“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来看,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应是刘邦,刘邦最初有与秦“约分关中”的企图。从时间上看,赵高杀二世和刘邦攻武关都是秦二世三年八月,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但因为此时又发生了章邯投降项羽的新形势,秦军大弱,刘邦才改变初衷,直接灭秦。

因为刘邦对人性能准确把握,所以他经常对人“啗以利”,并且这种手段屡试不爽。一是对敌人。如在项羽还很强大时,“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于是项羽乃疑亚父”(《史记·高祖本纪》)。二是对部属。如陆贾游说英布,说刘邦“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汉书·陆贾传》)。于是,英布来见刘邦,“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颜师古注:“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汉书·英布传》)与其说刘邦的“权术之道”,不如说是“畜狗”之道。三是对民众。刘邦是一个善于做姿态的人,在入关前,便有“宽大长者”的声誉,所以被怀王派遣西攻秦。到了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悉除去秦法”。结果“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人又益喜”(《史记·高祖本纪》)。其实我们知道,“法三章”只不过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其后汉全面继承了秦朝法律,连《挟书律》都未被废除。这从出土的《二年律令》等文献中皆有反映。

对刘邦的政治权术,当时能看透的人不少,盱台人武涉就是一个。他游说韩信反汉曰:“楚王与足下有旧,且汉王不可必(师古曰:必谓必信之),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然得脱,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在。项王即亡,次取足下。”(《汉书·韩信传》)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武涉的预言。

刘邦对项羽的背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汉四年八月,“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但不久,刘邦看到父母妻子已还,即撕毁约定,追击项羽。十二月,项羽在乌江西岸“乃自刎而死”(《史记·项羽本纪》)。后来人从道德主义的眼光看,刘邦是“胜之不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汉代人曾有谚语总结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自秦汉以后,“流氓政治”和“阴谋文化”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值得我们认真探寻的。

二 自律而不矫饰

项羽残暴,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突出表现在“屠”和“坑”上。如项梁“使羽与沛公别攻城阳,屠之”;如“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如在新安“夜击坑秦军二十万人”;如“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如“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降卒”;如“羽亦军广武相守,乃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书·项籍传》)如此等等,除了反映项羽急躁火烈的个性外,也大部分属于军事报复的性质,而且主要是对“外人”。你们秦人残害过我的家国,你们齐人率先反叛挑战我的权威,你们汉人拼命骚扰让“天下父子”不得安息,我就有权进行任何手段的报复。

项羽继承了一种贵族文化的基因。在古代早期,形成的是家国合一的氏族国家,人群区分由亲而疏,信任边界很窄。不但讲求“夷夏之辨”,而且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刑以伐之,外用甲兵”。古代“伐”字,就是以戈临于人头,表示杀戮。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说:“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吕思勉《先秦史》也说:“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也。”所以三代在周公提倡“文德”之前,惨虐敌尸,对敌人食肉寝皮之举遍见古籍。这种情况在战争理性化之后大大减少,项羽之举当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

其实项羽也在不断改进,力求以理性之光来克服自身遗存的原始性。汉四年攻陈留外黄,外黄人抵抗几天后才投降,项羽就要屠城,有一年十三小儿对他说:“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讲清了道理,“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而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汉书·项籍传》)。

项羽还有其仁爱的一面,这就是对待“自家人”。

项羽出身于“世世将家”,其父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项羽也继承了爱士卒的传统。《汉书·英布传》说:“项王伐齐,身负版筑,以为士卒先。”版筑是两种筑土墙的工具,顔注引李奇曰:“版,墙板也;筑,杵也。”因为打仗要筑围墙工事,所以普通士卒随身携带,身为霸王的项羽竟然也要带这样的工具,于此也可窥见其军队往往以勇气取胜的原因。项羽爱士卒还体现在关怀其冷暖上。项羽诛杀宋义,虽然是因为政略不同,但首先是对对方在道德上“不恤士卒而徇私”的气愤。当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斥责宋义说:“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汉书·项籍传》)

刘邦在当时人眼中,是“仁而爱人”的“宽大长者”,但其中大有矫饰的成分。如他本来好酒及色,西入咸阳,“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刘邦很想享受一下。“樊哙谏,沛公不听”,张良再谏,他才“回军霸上”(《汉书·张良传》)。无怪乎范增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后来刘邦攻克彭城,又是对项羽“收其宝货美人,日置酒高会”(《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如果“仁而爱人”,首先应该爱自己的儿女。但他在彭城受到项羽痛击后,狼狈西逃,“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对自己的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广武阵前项羽要烹杀太公时,刘邦若不关己,淡淡地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刘邦不是不了解项羽的性格,他是在火上浇油。若不是项伯的劝阻,太公必然丧命。他连至亲都无爱,更谈何“爱人”!

刘邦是“仁爱”还是“自爱”,在关键时刻才能显现出来。楚汉相拒,刘邦被围荥阳,难以脱身,“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同时汉将纪信假扮刘邦诈降。结果汉王“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史记·项羽本纪》),纪信被杀,二千弱女子也凋零殆尽。

项羽死后,天下归汉,只有他的封邑鲁(今山东曲阜)人“为主守节”。刘邦“引天下兵欲屠之”,又“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刘邦埋葬项羽,“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史记·项羽本纪》)。这里的“哀”和“泣”,很难说发自内心,不过是让天下人看的矫饰之举而已。

刘邦得天下后,要大臣直言原因何在?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对于项羽的的为人,韩信也有类似的分析。其中也谈到,项羽“见人恭谨,言语姁姁(按:姁姁,和悦貌),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这大概就是王陵所说的“仁而爱人”。但他也批评项羽对于立功的将士常常吝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汉书·韩信传》)。刻好的印信拿在手中玩弄却舍不得予人。

类似的意思陈平对刘邦表达得更切中要害:“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汉书·陈平传》)

这里人以群分,项羽出身于贵族,身上亦有深深的世家烙印,精英意识浓厚,从心眼里瞧不起那些鸡鸣狗盗之徒,认为他们不配有高贵的称号和爵邑。于是“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 (《汉书·陈平传》)。这是他道德自律精神的延伸,是他的执着于礼法而不苟且,也是他狭隘而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面。而刘邦则不同。他本以“匹夫起事”,深谙时代精神的演变,最擅长韩非所提倡“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利益交易之道,这里就没有道德自律的空间,需要的仅仅是哗众取宠的矫饰手段。就像推荐陈平于刘邦的魏无知所言:“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败之道,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汉书·陈平传》)

极端的实用理性,既不需要道德设限,也不需要感情干扰,只是急功近利,所以赵翼说:“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天之变局,至是始定”。因为是以君主为主导的新时代,“用”又是君臣之际的契合点,故从刘邦之后,有所用即高官厚禄锦衣美食,有所不用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狡兔尽走狗烹”的戏剧不断上演,安事道德诚信?“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于净尽” (《廿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三 勇于赴死而不苟活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落败乌江,面临生与死的不同选择。乌江亭长停船于西岸,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矣。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笑着回答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又是他贵族道德自律精神的一种体现,即宁死不辱,勇于赴死而不苟活。

这种精神不独项羽,在当时其他旧贵族身上亦有鲜明体现。

据《汉书·田儋传》记载,韩信攻灭齐国,齐王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人流亡海岛,令刘邦很不放心,下诏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发兵加诛。”田横不得已“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走到尸乡驿站(今河南偃师),田横对其客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又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摇,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不过壹见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知也。”随后,田横自杀,其二客奉其头颅送给刘邦后,也自杀于田横墓旁。其海岛中五百部属听到田横死讯,也集体自杀。对此,司马迁夸赞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宁死不辱,像鸟爱惜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名声,这也是一种“上古遗烈”。

另据《汉书·魏豹传》,秦末大乱,原魏国宁陵君魏咎被陈胜立为魏王,但不久即被秦将章邯围困。魏咎“为其民约降”,即颜师古注:“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果然,“约降定,咎自杀”。这里除宁死不辱外,还多了一分爱民之心。

班固说,“秦汉之际,豪杰相王,唯魏豹、韩(王)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这里所指的韩王信,是“故韩襄王孽孙”,后被刘邦立为韩王。汉朝建立,刘邦疑忌信,韩国被从中原迁徙至北边晋阳(今山西太原),毗邻匈奴,不能抵御,遂游移于汉与匈奴之间,引起刘邦不满。汉高十一年,刘邦派将军柴武进击韩王信,并写信劝其投降。但韩王信回答说:“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也。”他知道刘邦绝不会宽容他,也抱着必死之心,但选择了比自杀更壮烈的方式,即“遂战”,被临阵斩首。

体现这种勇于赴死精神的不仅有旧贵族,还有受其影响的旧士人,典型的是赵相贯高等六十余人,“故张耳客,生平为气”。看到刘邦对赵王张敖轻慢无礼,就酝酿刺杀刘邦,未遂。后有仇人举报,于是赵王张敖和众宾客被抓捕到长安审讯。经受种种酷刑,终于洗清了赵王;刘邦欣赏贯高忠心主上的然诺精神,也赦免了他。但贯高说:“所以不死,白张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责塞矣,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岂有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于是“乃绝亢而死”(《汉书·张耳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他们在生死观上就是苟全性命。如刘邦所封立的梁王彭越,因梁国太仆告发其谋反,于是“捕梁王,囚之洛阳”。彭越被刘邦宽大处理流放“蜀青衣”,行至半途,碰到东来的吕后,“彭王为吕后涕泣自言无罪”。这种猥琐之态反而引起吕后警觉,结果把他带回洛阳,复加之以谋反罪名,“遂夷越宗族”(《史记·彭越传》)。

与此相同者是韩信。他年轻时“贫无行”,市中有人欺侮他,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胯下”。对胯下之辱,韩信后来富贵后解释说:“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史记·韩信传》)这是“聪明人”宁辱不死的价值取向。韩信脱离项羽投奔刘邦,一次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正好看到夏侯婴,于是呼喊::“主上不是要争得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这一下引起刘邦亲信大将的注意,于是把他推荐给刘邦,很快韩信发迹,成为大将军。韩信佐助刘邦打下天下,被封为楚王。这时,一个项羽亡将钟离昧投奔旧友韩信,而刘邦对钟离昧又恨入骨髓,这成为韩信的一个问题。这时刘邦急于找借口除去韩信,有人就给韩信出主意,“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韩信要杀钟离昧,钟离昧骂韩信曰“公非长者”,然后自杀。韩信献钟离昧首级于刘邦,并不能改变刘邦除去韩信的决心,等到刘邦令武士绑起韩信带回洛阳时,韩信才如梦初醒:“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史记·韩信传》)韩信宁辱而避死,但最后还是被“夷三族”,真是造化作弄人。

汉初,人人都以功利为先,在社会交往中,都害怕对方算计自己,整个社会道德虚无,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于是儒生贾谊大声疾呼重建社会道德,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他一方面大力提倡礼治,说汉初承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不能体现高低贵贱等级分明的礼制;另一方面要恢复旧贵族的那种荣辱观。他特别批评对大臣犯法“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的情况,说:“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他要求重新恢复“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新书·阶级》)的制度。他的目的当然是要由君子垂范建立一种恭敬、撙节、退让、明礼的社会风习。

但是贾谊的呼吁效果甚微,因为实现贵族道德的必要条件即贵族政治已经终结,其实这个过程从战国时代已经开始。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说:“春秋时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战国社会大动荡,国家生死存亡,必然以功利为圭臬,以“利”而不是“义”作为价值尺度。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从秦制沿袭下来的,以政治价值优先为特征,战争胜利或者疆土、国力、国家威望的“达到目标”是压倒一切的。虽然重道德、重和谐的儒家文化成为各个朝代的意识形态,但只是缘饰政治,并不能改变基本制度系统的价值取向,只是徒然增加了人们口号与政策、理论与实践、言论与行为之间的疏离,造成双重人格和虚假道德的盛行。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由于真正宗教信仰的缺失,由于贵族政治传统的过早终结,都不能不对中国道德体系的生成产生双重的损害。李商隐《咏怀寄秘阁旧僚》:“典籍将蠡测,文章若管窥。”这是我们从对楚汉战争时期项羽精神的粗残分析中可以感受到的一点体会。

作者:龚留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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