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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铸就完美
2012-03-12 14:40:33 来源: 作者:虞友谦 热度:

“以成败论英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传统社会的流俗之见。不唯芸芸众生受其影响,流风所渐,历史上一些功利派的文人、学者也将此观念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如南宋 “事功之学”谓:“功到成处,便是有理;事到济处,便是有德”⑴。在这种强大的传统面前,甚至现、当代的政治家也未能免俗。如斯大林曾长期不满于毛泽东,但毛后来访苏时,斯大林称赞毛时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公理”⑵。他正是以这一俗见来说明其对待毛之态度改变的理由。这是否是其真实的想法并不重要,至少他认为这样的解释可以得到普遍的认可。

我想,这种俗见之所以长期流布于世,应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作为支撑:一是以现实的功利作为社会、人生的最高价值而漠视其他;二是胜利者往往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所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实际的事功也可以成为炫耀的资本;三是对一般群众而言,站在胜利者的一边总是较安全的,膜拜英雄、讴歌胜利者不惟不费成本,有时还颇有 “红利”。

然而,人毕竟是万物之灵,除了物质的、世俗功利的需求,如衣食住行以及金钱、权力、地位等等之外,还有一些属于精神性的,具有超越意义的追求,如情感、尊严、正义、仁爱、诚信等等。人生旅途上随时随地都遭逢对以上两种价值的选择,而在许多情况下如鱼与熊掌两者并不可兼得。因选择的不同,乃有人生命运的差异,同时也造成纷纷纭纭的世象百态。

大量历史与现实的事例显示:英雄与胜利者在价值上常常不相重合。胜利者是光彩的,但有的胜利者却也很丑陋;失败者常被视为无能而不被看好,但有时失败者却作为悲剧英雄落幕而铸就完美。其所以如此者,乃是由于其主观意志的选择,最终成为人生命运的推手。在历史人物中,项羽算是一个典型。

项羽,姓项名藉,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市)人。“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⑶,故以项为姓。项羽的祖父是楚国的大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杀。入秦后,项羽随其叔父项梁避难吴中(今苏州地区)。青少年时期的项羽,即有与众不同的表现。他“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要“学万人敌”,项梁教他兵法,但“大喜”之后,只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秦始皇东巡,项羽往观曰“彼可取而代也”。因其“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以此雄冠吴中。以上是司马迁记述其家世及起兵反秦前的情况,渺渺数语,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仅百字左右。但其中却几乎包含了项羽人生的大部分信息,如同先天的基因与密码一样,始终伴随于他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自然也与他的最终的命运紧密相连。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他的贵族出身。尽管楚亡以后,家世没落,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⑷,但从项燕到他,仅及三世,因此在他身上仍存有一种高贵的气质。这是刘邦所不具备的,而且由刘邦的反衬更加彰显。改革开放前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们的观念中,“贵族”的形象似乎只与凶狠残暴,愚蠢无知,腐朽堕落,麻木不仁等等恶德相联系。故我们对贵族一直持非议、贬斥的态度,见到历史上的贵族就批判,而对流氓无产者则青睐有加,这种认知如果不算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其实在传统社会,贵族在推进文明、传承文化、发展教育、建构规范、淳化风俗等等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当然当一个时代贵族阶层整体性道德堕落时对社会文明的损害也是无比巨大的,这在古代各文明国家,均是如此。一般而言,当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时期,具有贵族的教养则形成竞争优势;而一旦天下纷乱、群雄并起,社会处于重新洗牌的状态,贵族所具有的文化熏染,其长期培养起来的一些原则、操守及礼仪、训条等等,因内化成为性格而执着、依恋,难以割捨,即所谓“为文化所化”。这最终成为了“包袱”而不利于竞争,导致劣势。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均不乏其例

人的出身无由选择,项羽的贵族身世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些气质亦非完全由其主观意志所决定。但秦末的特定的历史际遇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他的主观选择。这就是秦以暴力与欺诈灭六国,而楚国最冤。怀王客死于秦,项燕被杀。故有“楚虽三户必亡秦”的谣谚流传。那么,作为楚国贵族的一员,国破家亡的感受,自然是创痛深巨、刻骨铭心。所以,他从小就种下对秦人不共戴天的仇恨与强烈的复仇意识。在那个时代,弱者、受冤屈的一方,对强者、暴虐的一方报仇雪恨,不仅是勇敢的、英雄的行为,而且也绝对是正义之举。所幸的是,他的家国之恨与当时席卷全国的全民反秦抗暴起义方向完全一致,因而成就了他早期的辉煌。

如果从复仇这一视角观察,我们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会有新的解读。比如观看秦始皇东巡时,他和刘邦都有“评论”:刘邦表达的是“嗟乎,大丈夫生当如此也!”,而他则说“彼可取而代之!”,按以往的理解,总认为是意思相近,仅因两人性格差异而有不同的表达而已。其实两者内涵与价值取向是大相径庭的:在刘邦,是表现了对权势、地位的由衷的羡慕与赞叹,流露了憧憬与向往的情感,是对被观察对象的充分肯定;而项羽对秦皇帝的喧赫气势表达的是不屑,是强烈的否定。其短促、有力的语气,充盈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畏气概,从其中感受到的并非追求权力、地位的冲动,而是被压抑着的仇恨的集中爆发。站在复仇的立场,对项羽一些颇为后人所诟病的残暴行为如西屠咸阳、烧秦宫室、杀王子婴,灭秦宗族,特别是大规模坑杀秦卒等等,应可理解。因为他所残暴对待的均是与秦王朝有关的一切,他似乎要消除现实中所有与“秦”相联系的信息与痕迹。沉浸在仇恨之中,作出过度情绪化的宣泄,也许属于人性的弱点,岂独项羽为然。在这一点上,我们既不必为贤者讳,也不应苛责古人。不过,应提及的是,关于坑杀秦卒二十万的说法,已有学者置疑。古代战争中,杀俘不足为奇,战俘待遇公约是现代才有的。但一天之内坑杀二十万拥有武装,并无械系的士兵。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合理的揆度是:诸侯吏卒因对秦人的仇狠而以秦降卒为报复、发泄对象,“乘胜多奴使之,轻折辱秦吏卒”,引起秦卒怨愤、骚动。这对西进咸阳的项羽,正是犯了大忌,由此而上演杀降一幕,估计杀的是怨言惑众、动摇军心的部分降卒或为首份子,决不会是全部。鸿门宴时项羽陈兵四十万于灞上,号称百万,显然仍包含了不少秦降卒在内,否则不致有这么多的兵员;又,秦军主力在鉅鹿之战中大部分已被消灭,说秦降卒二十万也有夸大成分;另外,项羽复仇、杀降政策,在阵营内部是有分歧的,特别受到“诸将”的反对,这一点后来正好被刘邦集团所利用,加油添醋,大肆宣染,最后将其罗列进声讨项羽的十大罪状中,凝固为历史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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