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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
2012-07-20 16:18:16 来源: 作者:宋杰(首都师范大学) 热度:

(三)对诸侯国土资源的控制利用

楚汉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带有上古分封制度的影响,在军队组织上残留着诸侯联盟的某种形式。中国刚刚步入文明社会,政治结构相当松散,还处于邦国林立的状态。史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夏、商、西周王朝都是以某个统治民族为核心的政治联合体,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土——王畿,面积不过今一省之地。如孟子所言:“夏后、殷、周之盛,未有过千里者也”,相当于众多邦国中较大的一个。三代诸侯与王室之间,也没有秦汉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那样严格的隶属关系,仅仅要尽纳贡、朝觐等义务,在军事、财政、司法等方面政由己出,很少受王室的干涉,呈半独立状态。像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所言,夏商时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 在这种状况下,统治民族即使本身力量较强,如果限于孤立,同时与许多邦国作战,往往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在众多天下的斗争中,孤军作战难以成功,必须尽量地联合、利用其他部族、邦国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如《吕氏春秋·用民篇》所称:“汤武非徒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例如成汤伐桀时,有汉南四十国诸侯相辅。武王伐纣时,有羌、卢、、彭、巴、濮、邓、蜀等八国军队随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往往也是由强国纠合若干附庸组成联军来对敌作战。战国以降,随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和诸侯之间的兼并,分封制度不断衰弱,乃至被秦朝废除。但是在山东义军入关灭秦之后,分封制度在楚汉战争到西汉前期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例如项羽曾分封十八诸侯,刘邦在占据三秦、出关与楚军作战期间也对自己的部下和某些中间势力采取了分茅裂土的政策。楚汉双方在战争的初期阶段,直接控制的领土只占全国面积的一小部分。如项羽仅“王梁楚九郡”,刘邦占有旧时秦国的关中、蜀汉和陇西;而更为广大的华北平原、山东半岛、山西高原和两湖平原以及部分江淮丘陵地带都被其他诸侯所割据,他们或者保持中立,或者是倾向于刘项中的某一方,就总体而言,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如何控制关东诸侯占据的广大国土,利用其人力、财赋来支持自己的作战,也是楚汉双方争斗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项羽又一再犯下错误,导致后来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并且遭到了最终的失败。

巨鹿之战以后,项羽功勋卓著,其声望如日中天,既有自己百战百胜的江东子弟兵,又直接统领数十万诸侯联军,如果他在入关之后处置得当,完全有实力和可能来重新一统天下,逐步登上皇帝宝座的。在如此有利的政治形势下,项羽由于思想陈旧,仍要恢复旧日的分封制度,于是便将国土剖分给十八诸侯,自己仅仅满足于回到老家去做一个霸主,这一举措严重地削弱了他的军事实力。虽然他在分封中照顾了亲信和部将,但是这些人在裂土封王之后分别独立,并非绝对服从霸主的调遣,就连他最为倚重的部将英布、章邯、司马欣、董翳、田安等人,也脱离了项羽的直接指挥。他们不仅带走了原来诸侯联军的部分兵马,还使项羽丧失了众多得力助手,所以从分封的效果来看,实在是得不偿失。在楚汉战争爆发以后,项羽始终是在孤军奋战;虽然也有魏豹、赵歇、陈余、田横等诸侯不肯依属于刘邦,与其兵戈相交,那也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作战区域仅限于本国的领土之内,并没有给项羽率领的楚军主力提供过兵马粮饷。项羽也并未认真考虑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没有派兵直接占领燕、赵、韩、魏、齐等地,或下令强迫它们用人力、财赋来支援自己,而仅仅是满足于各地诸侯对其霸主地位的表面服从。

刘邦在这方面却与之完全不同,尽管他占领关中以后拥有的经济实力已然超过了项羽,但是在随后的出关作战当中仍然尽最大可能来控制关东诸侯及所属国土,利用各地的兵马、资源来补充壮大自己的力量。例如《史记》卷7《高祖本纪》载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汉书》言刘邦“劫五诸侯兵,东伐楚。” 则是表明他采取了武力手段迫胁这些诸侯及其人马随同自己出征,结果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攻占了楚国的都城彭城。颜师古曰:“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张耳降,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虏殷王卬。皆在汉东之后,故知谓此为五诸侯。时虽未得常山之地,据《功臣表》云,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亦有士卒也。” 张守节则曰:“《高纪》及《汉书》皆言‘劫五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须劫略而行。又云‘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发谓差点拨发也,收谓劫略收敛也。”彭城兵败之后,刘邦又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背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他派遣随何说服九江王英布反叛,利用淮南的兵力牵制项羽而为自己争取了恢复元气、组织抵抗的时间。楚汉双方主力在荥阳、成皋一带长期相持时,刘邦又及时听从了张良的建议,任命“可属大事,当一面”的韩信为大将,在黄河以北独立作战,“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攻占了关东的大片土地,对楚军构成了战略包围的有利态势。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对待附属于自己的关东诸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自己新封的部将,总是想方设法把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以便将其封国内的物资、人力掌握在手里,来为汉军的作战服务。他采用的办法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迫使这些诸侯率领部队加入汉军,在自己身边跟随差遣,与项羽的楚师对抗,这样便于对他们的直接操纵,是相当可靠的。例如前述彭城之役的“劫五诸侯之兵”。后来他在荥阳和楚军交战时,被俘后降汉的魏王豹也在营内。刘邦撤退离城之时,“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另一位诸侯韩王信,“常将韩兵从。三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此外刘邦对立功封王的部将韩信、张耳、彭越等人,也是数次调其率领部队到帐下来支援,甚至屡夺其兵,由自己来直接指挥调度。二是向这些诸侯索取亲属做人质,将其安排在关中做侍卫,实际上是变相的拘押,以防备他们在前线率兵反叛。例如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立(刘盈)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直到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项双方对于齐地的重视程度和采取的控制措施有着很大差别,而这一点对楚汉战争的胜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的齐地(今鲁西平原、泰山以北和胶东丘陵、沂蒙山区及河谷平原一带)是当时关东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口繁息,物产丰饶。司马迁曾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这是经过周初数百年来不断开发建设的结果。“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齐地的工商业相当兴盛,因此是著名的富庶之邦。尤其是大都临淄,如苏秦所言:“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西汉主父偃亦称:“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又王夫人为其子请求封王,汉武帝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因封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

另外,从山川形势和人众兵力来看,齐地也是割据混战当中的一个重要区域,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苏秦曾对齐宣王说:“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此话虽为说客之辩辞,含有夸张的成分,但齐地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和重要军事作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毕竟在战国时期只有齐湣王凭借着雄厚的国力,敢于和秦并称为东帝、西帝。秦汉间人常把齐地称作“东秦”,与富甲天下的关中相提并论,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对这一地区给予重视。例如如郦食其所言:“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田肯所言:“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在当时的割据混战中,如果能够控制齐地也就掌握了关东最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区域,有足够的实力来和关西(关中)的政敌对抗。例如汉朝建立后田肯告诫高帝说:“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 刘邦听后称善,并赐给他黄金五百斤。后来英布率兵造反,夏侯婴向刘邦推荐故楚令尹薛公,称“其人有筹策之计,可问。”刘邦因而召见并询问其应对之策。“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此说引起了刘邦的关注,便追问上、中、下计分别是什么?薛公回答说,对汉朝而言最危险的“上计”就是英布在淮南起兵后先占领附近的吴地(太湖平原),然后北上控制齐鲁所在的山东半岛,这样就能掌握整个关东地区,与汉朝分庭抗礼。“东取吴,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而占领江淮与河南,在荥阳、成皋一带与汉朝军队相持,只不过是中计而已,“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若是龟缩江南,不敢进军中原,则是坐以待毙的下计,对汉朝的统治根本不能构成威胁。“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对薛公的上述战略分析,汉代学者桓谭曾在《新论》中举围棋之道为例评论曰:“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裴骃又加以说明道:“察薛公之言上计,云取吴、楚,并齐、鲁及燕、赵者,此广道地之谓。中计云取吴、楚并韩、魏、塞成皋,据敖仓,此趋遮要争利者也。下计,云取吴、下蔡,据长沙,以临越,此守边隅,趋作罫才也。”

从楚汉战争的实际进程来看,项羽所采取的战略正是薛公所说的“中计”,即在控制吴楚等地的前提下进军河南,与汉军全力争夺荥阳、成皋等枢纽要地,企图打通豫西通道,然后领兵进入关中,消灭刘邦的老巢。这一举措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就是忽略了对齐地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控制和利用。在秦末起义之时,齐相田荣及其拥立的齐王田市没有及时发兵支援项梁,因而遭到了项羽的怨恨,以致他在分封诸侯时,“乃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余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王。”由于田荣掌握着齐国的兵权,又对项羽不满,随即在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至七月打败田都,杀死田市和田安,自己在齐国称王。并且“使人将兵助陈余,令反赵地”,结果使齐、赵两地脱离了项羽的控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刘邦则是在当年八月还定三秦,占领了关中。项羽此时却在忙于策划消灭徒有虚名的“义帝”,至十月,他指使英布、吴芮等部将刺杀义帝于江中;到次年正月,项羽才亲自率领楚军主力伐齐,在消灭田荣后立田假为齐王。但是他在当地屠杀抢掠,“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因而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与反抗,“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楚军在齐地作战拖延日久,既损耗了兵员、物资,又使刘邦得以迅速占领关中,巩固了他的统治,并乘虚出关攻占了河东、河南等战略要地,在短短数月时间内发展成为强大的敌对势力,甚至袭取了楚都彭城,使项羽丢失巢穴、腹背受敌,陷入了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这是齐地对楚汉战争形势变化造成的第一次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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