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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西楚地域范围考辨
2012-08-29 15:32:12 来源: 作者:徐华 热度:

“西楚”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主要出现在秦汉时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史记·高祖本纪》:“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未具体指明九郡,只是通过项羽的封号大致凸显出一个“西楚国”的存在;《史记·货殖列传》称“越楚有三俗”,包括西楚、东楚、南楚。其中西楚主要包括“淮北沛、陈、汝南、南郡”,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再次标出了与项羽“西楚国”不同意义上的“西楚”。二者相较,地域广狭和涵盖范围已有明显不同;三国时代,孟康注《汉书》时提出“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音义》)。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人以彭城为西楚之中心的笼统看法;而今人以《辞海》为代表的通常见解是:西楚的正确方位应在“淮水以北,泗水、沂水以西, 当今豫东、皖北和江苏省西北部地区”。以上说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今人所确定的西楚所谓的“正确方位”同样缺乏细致的论证和成立的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项羽西楚九郡地域范围、司马迁三楚说的范围的重新解读,进而在多元视角下力图客观全面地探究“西楚”这一名称具体涵盖的地域范围和历史意义,从而为今后对西楚文化的深入探讨奠定一个基础。

一、 项羽西楚九郡问题的争议及重新审视

项羽九郡,史无明载,九郡名目至今仍存较大争议。如下所列:

方  回: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鄣郡   东阳  琅琊  闽中[1]

陈仁锡:泗水  砀郡   薛郡   东海   会稽   鄣郡   广陵  临淮  彭城[2] 

全祖望: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黔中   南阳  东海  楚郡[3]

王先谦:同上 

钱大昕: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鄣郡   东阳  东海   吴郡[4]

梁玉绳:同上

刘文淇: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鄣郡   东阳   郯郡   颍川[5]

恽  敬: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吴郡   陈郡   郯郡   琅琊

姚  鼐: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鄣郡   东阳   东海   陈郡[6]

谭其骧:同上[7]

周振鹤: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鄣郡  南阳   东海   陈郡[8]

祝求是: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陶郡   东阳   东海   陈郡[9]

韦  一: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琅琊  东阳   东海   陈郡[10]

张家英:泗水  砀郡   薛郡   东郡   会稽  颍川  南阳   东海   陈郡[11]

通过以上的不完全列举,大致可以看出各家对泗水、砀郡、薛郡、东郡、会稽这五郡为项羽所自封之地并无异议。此外,陶郡一说缺乏史料依据,闽中已大大超出项羽的势力范围,不待辨自明;南阳当时为王陵所据,黔中僻在边隅,项羽不得悬隔数国而有之,已经梁玉绳、谭其骧辨之;郯为东海郡治之县,不应为郡,颍川已封韩王成,项羽不得有其地,已经王先谦辨之;临淮郡汉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节元年置,广陵国非郡,武帝元狩元年更江都国为广陵,中间为郡止三年,已经梁玉绳驳之。

此外尚余东海、东阳、陈郡(楚郡)、琅琊、鄣郡、吴郡六地,值得进一步推敲。

首先,“东海郡”应属项羽西楚国封域。关于“东海郡”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曰:“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史记· 陈涉世家》曰:“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汉书·陈胜传》记载略同。秦代郡有守、尉、监一级的中央直派官员,所以东海为秦郡无疑。其设立时间,据《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则三十五年之前已有“东海”这一名称,据此大多数学者分析东海郡的设立应该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之时。东海郡治郯,因汉初人有以郡治县名替代郡名的习惯,如以江陵指代南郡,所以有时史书中出现的郯郡也是指代东海郡。《汉书·高帝纪》曰:六年,“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而《汉书·楚元王传》曰:“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则东海、郯郡是一郡。《水经·沂水注》曰:“郯,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汉高帝二年,改从今名。”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秦置三十六郡,以鲁为薛郡,后分薛郡为郯郡。汉改郯郡为东海郡。”[12]楚汉之间,东海郡归属于项羽自封之西楚。

“东阳郡”为项羽封域。上文已有提及,东阳本为秦时东海郡的一大县,在今江苏盱眙附近。《史记·项羽本纪》:项梁、项羽定会稽之后,过江北上,“闻陈婴已下东阳”“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司马迁并未提到东阳为郡。至《汉书·高帝纪》曰:“六年,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元和郡县图志》称楚汉之际,项羽置东阳郡。总之,东阳非秦郡,有可能为项羽分东海郡南境,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滨海地域为东阳郡。虽然至今关于东阳是否为项羽所置郡、东阳郡是否属项羽九郡之一,仍存在很大的疑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就是东阳所属地域,包括广陵、盱眙、东阳诸县,都是项羽重要的根据地和首定之地,因此应划入项羽封域之范围。

陈郡(楚郡、淮阳郡)应为项羽封域。《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三十六郡。裴《集解》所注三十六郡中并无陈郡之名。但《史记·陈涉世家》曰:陈胜“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学界多以此推断秦置有陈郡。况且一般秦灭大国都皆以之为中心置郡。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迁都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六国年表》)。又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去陈而东徙寿春(今安徽寿县)。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取陈以南至平舆。(《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楚世家》云:“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裴骃《集解》引孙检曰:“秦虏楚王负刍,灭去楚名,以楚地为三郡。”秦在楚地置不止三郡,孙检之说颇多疑点。然秦灭楚的路线为先灭陈而后向寿春推进。据《水经注·淮水注》始皇二十四年灭寿春而置九江郡,则灭陈而置陈郡也是情理之中的。再看陈涉起兵于泗水郡的蕲县大泽乡,之后一路向西攻铚、酂、苦、柘、谯等地,最后攻下陈城并以其为张楚政权的根据地。由此也可以看出陈郡作为楚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再者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王中楚地除了九江王、衡山王、临江王之外,都是留给自己的封域。陈郡自然也不例外。

琅琊郡应属项羽封域。项羽分封十八诸侯中,齐地分三:齐王田市为胶东王,注引徐广曰:都即墨;田都为齐王,都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三齐之地主要集中在秦郡的琅琊、薛郡以北。对于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的琅琊郡,并未分封他人,显然已是作为自己的属地。再从项梁项羽起兵略地路线看,自会稽过江北上而定广陵、东阳、盱眙而至下邳,西定彭城,北上胡陵,又引兵入薛,亢父、东阿,西南下城阳、濮阳、雍丘。军事的根据地主要在三齐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域,琅琊郡是自然包含其中的。从历史的演化看,秦琅琊郡所在地大体位于今山东半岛东南部,据《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则自夏代开始泰山以南,淮河以北,一直到海的地域实为一个整体地域。八十年代在江苏连云港东西连岛上发现一块刻石,经考证为汉初郡界的标志。其石刻文字曰:“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界与□(北?)界尽,□(郡?)因诸山山□(坡)以北□柜,西直诸□□,与柜分,高□□(为?)界,东各分□无极。”由于残泐过甚,文意已经不大读得通,但可以看出大约是指琅琊郡的四至:北到柜县,南与东海郡朐县相邻,西至诸县,东到海。这一界域反映的是汉初琅琊郡的形势。[13]而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主要为莒国所在地。《墨子·非攻中》:“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来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可以看出莒国东部也就是琅琊一带是被越占领,西部被齐兼并。又《史记·楚世家》:“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楚简王元年(前431年),北伐灭莒。”正义引《括地志》曰:密州莒县,莒在徐泗之北。则至战国初年开始,秦琅琊郡所属地域长期属楚。至汉以后,才逐渐流行齐琅琊郡的说法,如司马迁称高后割齐琅琊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 [14]《汉书·艺文志》称琅琊为齐之分野。但这应是汉以后区划变迁的结果,仍然看得出琅琊早期属楚的痕迹。如司马迁《货殖列传》中谈到东楚时称东楚的“朐、缯以北,俗则齐。”朐、缯二县正是琅琊郡的南境,虽汉初其俗类齐,但其地属楚无疑。又终两汉之世,琅琊属徐州而三齐属青州。项羽王梁、楚地九郡,后人往往以琅琊郡为齐地而排除在外,也是不符合历史地理事实的。

关于鄣郡、吴郡。鄣郡设于何时?是否为秦郡?秦时是否设有吴郡?至今仍存争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则原越地定为会稽郡,已并包吴越之地。分会稽为吴越已是汉以后之事。再者,鄣郡为秦郡之说最早见于徐广所说:“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15]而班固《地理志》称,故鄣郡,并明确属江都国。为高祖所增二十六郡国之一。[16]则在班固看来故鄣郡只是汉高祖时二十六郡国之一的江都国下所附属的一个枝郡。因此项羽九郡不应含鄣郡、吴郡。

根据以上所述,项羽九郡应包括泗水、砀郡、薛郡、东郡、会稽、东海、东阳、陈郡、琅琊郡。其所包括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今山东半岛南部、河南省东部和南部以及安徽、江苏、浙江。值得注意的是项羽在战乱之际的大分封实际与当时的具体情况、各方面的要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包含不少不确定因素,比如以自己起兵之地和手定之地为根据地,则越地、东部滨海地带都含纳其中。因以彭城为中心,故称“西楚霸王”,其中也包含东楚之地。但项羽的西楚九郡作为临时的行政区划,其地域范围还是相当清晰可见的。

二、 《货殖列传》“西楚”之说的特殊语境及局限

至西汉初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依据物产、气候、风俗、经济中心等情况的不同,将全国划分为不同区域,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可分为15经济区:即关中、三河、赵中山、巴蜀、陇西、种代、郑卫、燕、齐、邹鲁、梁宋、西楚、东楚、南楚、颍川南阳。[17]p34其中西楚、东楚、南楚三地属越楚故地,唐张守节《正义》曰:“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司马迁称“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长沙是南楚也。”第一次提出了“三楚”的说法而且明确指明西楚的地域范围。

关于司马迁所说“西楚”的地理范围,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1. 西楚东界。司马迁说:“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辞海》“三楚”条写道:“项羽都彭城(今江苏徐州),称西楚霸王,则彭城当属西楚,《货殖列传》所载疑有误。”认定司马迁的意思是彭城属东楚而发生记载错误。清钱大昕则认为彭城是西楚东楚的分界,彭城以东为东楚,同时彭城属东楚。[18]然而考察秦及西汉地理分布,彭城为泗水郡和楚国的中心治所,相当于一大地理标志,而无论是秦东海郡还是西汉东海郡,都不包括彭城在内,显然以上两种认识都是对司马迁原意的一种误读。东汉文颖在注《汉书》时说:“《史记·货殖传》曰: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19]《汉书·高帝纪上》注引孟康说:“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都认为彭城属西楚,项羽都彭城,故称西楚霸王。并没有误读。很清楚司马迁的意思是指彭城为西楚之域,其东面东海、广陵、吴为东楚之域。又《货殖列传》中谈到西楚时,还明确说“徐、僮、取虑”三县也属于西楚,三地已在彭城之东,因此彭城更不可能划归东楚范围。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徐县、僮县、取虑三地应是西楚东界所在。

2. 西楚西界。司马迁西楚的地域范围西边一直到达汝南、南郡。汝南郡是由陈郡析置。郡治在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东南部、安徽淝水、淮河之间的地区。“南郡”为秦置,治所在郢,即今湖北江陵东北。不少学者怀疑此处亦是司马迁笔误,因南郡与其它三郡隔绝,不在同一板块上。《辞海》“ 三楚”条写道:“南郡,(今湖北江陵一带)与淮北诸郡隔绝,不应同属西楚。”[20]P9从司马迁《货殖列传》本身看,又在下文专门就南郡治所江陵的情况作了叙述,显然不可能为一时之误。考察楚汉之际的地理变迁,秦代南郡地域实际还应包括汉初江夏郡的一部分地域。如《汉书·地理志》云:江夏郡为高帝所置。经学者考证汉初所设立的江夏郡应为秦南郡地。[21]未析出江夏郡的南郡之地在实际的地理方位上确实是与其它三个区域连在一起的。由此也可以断定,司马迁所说“西楚”的西界直到南郡西界所在的四川巫山。

3. 西楚北、南界。《货殖列传》曰:“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又:“而邹鲁滨洙泗。”恰好为我们画出了此西楚北界是在芒砀至薛郡的滕县、薛县一带。西楚南界则处于淮河大别山北一线。

综观以上所作的分辨,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说“西楚”的地域范围应该是指今江苏省西北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东南部及湖北省大部。具体比较来说,《货殖列传》将鲁地、梁地、东楚、南楚、颍川、南阳加以独立叙述,就等于明确了西楚的地域,其地大约只涵盖秦时的泗水郡、陈郡和南郡三地,已经与项羽西楚封域的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史记》旧注往往忽略这种不同,直接用司马迁的“西楚”概念解释项羽的“西楚”概念,如《项羽本纪》“西楚霸王”条下《正义》引《货殖列传》云:“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也。”更造成后世理解上的混乱。如《辞海》“ 三楚”条干脆判定《货殖列传》所载有误。又在“西楚”条下写道:“西楚正确方位应在淮水以北,泗水、沂水以西,当今豫东、皖北和江苏省西北部地区。”也就是把司马迁所说西楚去掉南郡作为标准的西楚定义。

 笔者认为对于司马迁西楚说的解读应该重在还原其话语的本意和特定的时代语境。司马迁《史记》写作开始于公元前104年,距西汉建立已有近100年时间,当时不仅地理格局频繁变动,而且“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货殖列传》)统一宏观的地理视野,经济要素的考量比重,都已非占地为王的楚汉战争时期可比。司马迁《货殖列传》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究竟将当时的地域划分了多少个区?他以什么标准来进行分区?都是学术界讨论颇多的问题。雷虹霁博士提出:“《货殖列传》的大部分分区都是通过商业联系而引出的,这也反映了作者分区时所依据的原则。”[22]p85即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西包括关中、巴蜀、陇西地区;以关东的三河(河东、河内、河南)为核心,河东区的杨、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而引出种代;河内郡的温、轵北贾赵中山。由赵中山的都会邯郸而“北通燕涿,南通郑卫”;河南郡的都市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最后谈与三河相邻的颍川、南阳区。以自然物产分布为前提,以各地民风民俗为参考,以商贾的商业活动、经济生活为线索,这种分区方式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语境和局限性,不同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其言说的侧重点不同,故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尤其是对三楚的划分一方面继承了战国后期及楚汉战争时期楚东国为中心区域的基本理念,以彭城为中心的视角,划分彭城之东为东楚;彭城之西偏北为西楚,彭城之西偏南为南楚。司马迁的“三楚”说一方面可以作为解读项羽西楚国范围的一个有力参考,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其商业视角的局限性。他所画出的“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的西楚地域并不能作为“西楚”这一名称的权威定解。

三、 多元视角下的秦汉“西楚”地域范围

有的学者提出“三楚”的划分“是战国政治版图的历史产物,在西汉时还相当盛行。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地理志》时已经不再采用这类说法。”[23]这一论断将三楚乃至西楚只集中在战国秦汉之际的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内,对于这一地域范围及文化的探讨也便失去了历时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三楚乃至西楚的划分有其久远的历史传统,自考古遗存的发现到自然地理的一致性到古九州的划分到楚新东国的形成,再到西楚地域范围的明确提出,正显示出一种在汉代以前一直存在的地域分野的传统。二是东汉班固的《地理志》主要是从文化风俗的角度来将全国划分为25个地区,标准不同,当然分区的方式也会有较大差异。班固不采用,不一定说明“西楚”分划便不存在。

首先,从自然地理及历代地理区划沿革看,自《禹贡》古九州的划分基本是以山川河流的自然地理分界的,北到泰山,东到海,南到淮河,西到巨野、东原的地域范围,是统一命名的完整地域。《尚书•禹贡》有:“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都),东原底平。”[24]P146大野、东原位于鲁国西部,孔颖达疏:“《地理志》云:‘大野泽在山阳钜野县北,钜即大也。’”据清初胡渭注释:“东原乃汶水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纾,又竣东原之畎浍,注之汶济,然后其地致平,可发耕作也”(《禹贡锥指》)。淮河以北,泰山一线以南,东到海滨的中间地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区域,在古九州的规划中就已被被统一命名为“徐州”。至《周礼·职方氏》《逸周书·职方解》中分别九州为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职方氏》的九州和《禹贡》的九州略有不同,《职方氏》有幽州、并州,《禹贡》无;《禹贡》有徐州、梁州,《职方》无,对此郑玄注说:“青州则徐州地也。”《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尔雅·释地》云:“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济东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燕曰幽州,济河间曰兖州,齐曰营州。”从这些关于早期地理区划的描述看,济水以东、泗水流域、淮河以北为徐州之地。《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以泰山为齐鲁的分界。《汉志》描述说“鲁地,奎、娄之分野。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综合而言,不论是称为徐州、青州,还是鲁地,其地理范围却是大体一致的。

其次,从春秋战国历史地域变迁看,随着春秋中叶的楚国东扩,楚文化东渐,以及两次的迁都,楚的势力范围的扩大和转移,形成一个楚的“东国”,其地包括三个部分[25],一是方城之外,既南阳盆地以东,淮水上游以北,直至汝、颍上游一带的大片楚地。二是淮南之地。三是淮北之地,主要指淮河向北延伸及滨海地域。其中淮北之地被称为楚之“下东国”或“新东国”。

楚国对“新东国”的经略,早在春秋早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公元前478年,楚灭陈而县之。公元前473年“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抓住越国力量不达北方的机会,“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史记·楚世家》)公元前447年,灭蔡。前公元前445年,灭杞。公元前413年,灭莒(《史记·楚世家》)。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史记·越世家》)这是楚国东部所达到的最北端,大致相当今天山东省东南部地区。淮北之地尽管或分布着一些小诸侯国、或属宋、或属齐,但长期属楚。《史记·宋微子世家》公元前 318 年,宋“南败楚,取地三百里。”(《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公元前 286 年,齐灭宋。齐、楚、魏瓜分宋地,楚得沛,淮北全属楚。但接着齐楚发生战争,齐“南割楚之淮北。”淮北属齐。《楚世家》公元前 284 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其后,楚与齐、魏,虽然仍有小的战争,但淮北属楚基本已成定局。《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上书秦昭王止秦攻楚,“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故宋指原来宋国的土地。意思是如果秦楚交锋,魏、齐将占领楚东国故宋与泗上之地。《战国策》《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末年,齐闵王欲留楚之太子以交换楚淮北之地,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楚考烈王元年(即公元前262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此后淮北之地都是属于楚国。

楚汉战争时期,为了调遣彭越、韩信的军队,刘邦许诺以“睢阳以北至谷城”封彭越,即旧梁地。“从陈以东傅海”封韩信,即旧楚地。见《汉书•高祖纪》。即项羽所拥有的梁楚九郡之地。至高祖六年春正月,果然将楚地封给韩信,“王淮北,都下邳”。彭越“以故魏地王之,都定陶”。至高祖七年正月,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封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封刘交为楚王。进一步分解了楚的地域。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从古徐州到楚之“新东国”,泰山以南,淮河以北,东到海,西至陈的广大地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作为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整体区域而存在的。按照秦郡建制的情况,这一整体区域之内分布着琅琊郡、薛郡、东海郡、泗水郡、陈郡以及砀郡。项羽西楚国纠合梁、楚、越三地,如果除去以会稽为中心的越地,以东郡为主的梁地,其余郡地几乎正处在楚新东国以及古徐州的地理范畴。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一整体区域才是项羽西楚国的中心区域,也是西楚的准确地域范围之所在。具体来说,其地域北到今山东半岛南部,南到淮河,东到东海,西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如果说郡的范围大小往往随朝代更迭而发生变化,结合郡下置县的情况才更容易清晰地了解其地理分布情况。根据谭其骧《秦郡界址考》、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的考证,本文摘要列表如下:

西 楚 郡 名

今辖境

领 县

今地名

泗水郡

今安徽、江苏淮河以北,宿迁以西,涡阳以东。

沛县

相县

傅阳

符离

下相

取虑

铚县

丰县

徐县

吕县

彭城

僮县

下蔡

蕲县

城父

萧县

留县

戚县

江苏沛县

安徽灵璧西北

山东枣庄南

安徽宿州东北

江苏宿迁

安徽灵璧北

安徽宿县

江苏丰县

安徽泗县西北

江苏铜山县北

江苏铜山

安徽泗县

安徽凤台

安徽宿县南

安徽亳州东南

江苏萧县东南

江苏徐州西北

山东微山

陈 郡

今河南平舆以北,柘城以南

陈县

汝阳

汝阴

新蔡

慎县

柘县

平舆

阳夏

新郪

阳城

苦县

上蔡

召陵

固陵

项县

河南淮阳

河南商水西南

安徽阜阳

河南驻马店

安徽颍上

河南柘城

河南漯河东南

河南太康

安徽界首东

河南商水

河南鹿邑

河南上蔡

河南漯河东

河南淮阳西北

河南沈丘

东海郡

辖境包括今江苏北部和山东东南部地区。

郯县

兰陵

襄贲

缯县

盱眙

淮阴

凌县

朐县

下邳

山东郯城

山东苍山南

山东苍山东南

山东枣庄东北

江苏盱眙东北

江苏淮安

江苏宿迁东南

江苏连云港西南江苏邳县

薛  郡

辖境有今山东新汶、枣庄、济宁之间地。

鲁县

无盐

任城

薛县

平陆

方与

邹县

卞县

承县

平阳

藤县

胡陵

瑕丘

亢父

山东曲阜

山东东平

山东济宁东南

山东滕州南

山东汶上北

山东鱼台西

山东邹县

山东泗水东

山东枣庄南

山东邹县

山东藤县

山东鱼台东南

山东兖州

山东济宁南

砀郡

其辖境今安徽砀山以西,亳县以北,河南开封以东,山东巨野以南。

砀县

芒县

下邑

谯县

陈留

睢阳

雍丘

外黄

蒙县

虞县

襄邑

酂县

爰戚

昌邑

单父

安徽砀山南

河南永城东北

安徽砀山

安徽亳县

河南开封东南

河南商丘

河南杞县

河南民权

河南商丘东北

河南虞城县北

河南睢县

河南永城西

山东嘉祥南

山东巨野

山东单县

琅琊

今山东胶南县西南

琅琊

东武

不其

箕县

莒县

南武

山东胶东西南

山东诸城

山东即墨西南

山东五莲东北

山东莒县

山东费县西南

从古徐州到楚“新东国”再到秦汉时期特定意义上的“西楚”,可以说其所指向的地理范围是大体一致的。再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苏秉琦认为: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26]P135-154。则西楚地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其历史地理的渊源当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从文字书写风格和方言的角度看,至春秋中期开始,蔡、宋、徐、吴、越等国文字的书写风格已与楚国书写风格相同,被学者称之为楚系文字[27]。方言也较为接近[28] (P75-76。说明自春秋时期楚越鲁宋交界地带的文化面貌已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一致性特征。

小 结

总之,秦汉时期“西楚”概念的出现,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首先,这一地域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而非偶然产生的;其次,它代表着一元主导、多元文化密切影响交融过程中逐渐趋同的文化典范;其三,西楚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区划,更代表着一个在文化精神方面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共同文化圈。政治上,始皇以为“东南有天子气”,这里的“东南”,正是相对于西方秦国而言的鲁越楚宋之地,也是项羽、刘邦、曹操几代开国者的籍贯之所在、两汉时期的政治中心区域。更重要的,“西楚”之地已不仅仅是政治中心,还是汉魏两大时代的文化重心和文化传播的主要策源地[29]。以西汉一代为例,当时沛郡、梁国、鲁国、琅琊、东海、楚国、临淮郡出版的学术书籍共71种,占全部的四分之一。西汉正史传记中的士人上七地共出现74人,占全部的百分之三十。《汉书·儒林传》中儒生籍贯可考者有193人,其中鲁国、琅琊、东海、沛郡、梁国居前五位。进行私家学术教授活动而留下记载的有196人,以上七地有82人,约占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从这些粗略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西楚文化圈的在汉代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中心地位。

(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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