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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
2012-08-29 10:56:46 来源: 作者:王子今 热度: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秦王朝灭亡后,项羽以强大军事优势控制了关中。随即分封十八诸侯,取得了暂时的政治平衡。“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裴骃《集解》:“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张守节《正义》:“彭城,徐州县。”对于项羽“都彭城”事,历来多有批评。人们较多关注“衣绣夜行”、“沐猴而冠”的说法,而以西汉帝国定都长安的政治成功作为历史参照。其实,如果排除以成败论事的偏见,从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认真考察项羽“都彭城”的诸种因素,对于说明当时的历史,应当是有意义的。
   许多迹象表明,项羽“都彭城”的抉择,虽不免历史局限,亦自有深沉的战略考虑。就经济重心的控制和海洋资源的利用而言,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有某种积极意义。这一决策的提出和确定,或许有范增的作用。
一  “衣绣夜行”说与“沐猴而冠”批判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衣绣夜行”,《汉书》卷三一《项籍传》作“衣锦夜行”。《太平御览》卷八七引《史记》亦作“衣锦夜行”。后来项羽“都彭城”事,人们多与“衣绣夜行”相联系,看作千古笑柄。[ 以轻蔑语气言此史事者,有宋代史学家刘攽《在郡作》诗:“诗书误身既可信,却忆扛鼎之重瞳。宰割山河一何壮,指麾天地如回风。背关怀楚更龌龊,沐猴而冠涂遂穷。”《彭城集》卷七《七言古诗》。又方凤《鸿门燕同皋羽作》:“项王重瞳气盖世,叱咤喑哑万夫废。”“玉玦何劳再三举,拂衣竟作彭城死。沐猴而冠何足云,君看五采成龙文。”《存雅堂遗稿》卷二《七言古诗》。]司马迁不言“说者”姓名,扬雄《法言》以为“蔡生”,《汉书》卷三一《项籍传》以为“韩生”,宋人王观国倾向于“韩生”是。[ 宋人王观国《学林》卷二《法言》:“《法言》曰:蔡生欲安项咸阳,项不能移,又烹之。《前汉·项羽传》曰:韩生说羽都关中,羽曰:富贵不归故郷,如衣锦夜行。韩生曰: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闻之,斩韩生。观国案:《史记·项羽纪》曰:人或说项王都关中,项王烹说者。《史记》但言人或说项王而不言其人姓名,盖以其人不足书也。班固作《汉书》欲致其详,故载其姓名曰韩生。然古之作《汉书》者非一家。扬雄、班固各以其所传汉史而用之,故在扬雄则言蔡生,在班固则言韩生。扬雄《法言》乃王莽作安汉公时所撰。班固在后汉永平间作史,已知《法言》用蔡生之非,而寔之以韩生也。”]
   “衣绣夜行”的说法,在秦汉历史记录中其实不只一见。
   《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人,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又《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朱买臣吴人,“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 《前汉纪》卷二《高祖纪二》言项羽与韩生对话,卷一○《孝武纪一》言汉武帝与朱买臣对话,均作“衣锦夜行”。]又如《后汉书》卷二二《景丹传》记载,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刘秀对景丹说:“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景丹顿首谢。[ 《后汉纪》卷四《光武帝纪四》言汉光武帝与景丹对话,作“衣锦夜行”。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九“衣锦夜行”条:“《东观汉记》:建武二年,封景丹为栎阳侯。上谓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故以封卿。’(《御览》二百)按前汉皆言‘衣绣’,惟此言‘衣锦’。”]
   看来,两汉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通行习用语。而项羽虽然因此有“楚人沐猴而冠”之讥,此语仍然出自汉高祖、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些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而且文献记载中,似乎也看不到丝毫的轻忽调侃之意。
   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也许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观念和地理意识。[ 参看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2页至第267页。]由此再转而讨论彭城的地位,也许可以对项羽“都彭城”的决策实现更深刻的理解。
二  彭城:军事地理与政治地理形胜
   《荀子·彊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苏轼曾经论彭城“山川形胜”,黄震谓其中价值:“徐州《上皇帝书》及山川形胜久长大计,区区于簿书期会之间者可以观矣。”[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二《读文集·苏文·奏议》。]彭城之“形胜”,值得军事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研究者关注。
   1.彭城的古都地位
   彭城据说历史上也曾经作为古都。彭祖立国与“徐偃王作乱”[ 《史记》卷五《秦本纪》:“(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裴骃《集解》:“《地理志》: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都曾经以此为地理依托。
   彭城的古都地位,在项羽生活的时代似乎受到特殊重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出巡事: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汉代画象资料中多有反映“出周鼎泗水”的画面,应理解为对秦始皇“过彭城”时故事的追想。关于秦始皇“过彭城”,张守节《正义》:“彭城,徐州所理县也。州东外城,古之彭国也。《搜神记》云陆终弟三子曰籛铿,封于彭,为商伯。《外传》云:殷末,灭彭祖氏。”《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二年”胡三省注:“《彭门记》:彭祖,颛顼之玄孙,至商末,寿及七百六十七岁。今墓犹存。故邑号彭城。”
   2.彭城:楚地的中心
   彭城曾经被看作楚地的政治中心。战国以来,楚地政治文化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转移的倾向。李学勤在总结东周时期的区域文化时,曾经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在总结了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和齐鲁文化圈的分布及其文化特色之后,李学勤写到,“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艳称的楚文化。随着楚人势力的强大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在楚国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之南的各方国部族,都渐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而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可划为吴越文化圈。”这个文化圈“虽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也各有其本身的特色”。他又指出楚人北上与楚政治中心东移的事实,“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李学勤先生强调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许多学者所公认的:“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1页至第12页。]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曾经区分“西楚”、“东楚”和“南楚”。司马迁写道:“越、楚则有三俗。”其中,“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而正是以“彭城”为中点,可以分划“西楚”和“东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其次则“南楚”,司马迁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司马迁有关“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理学描述,语义比较明确。他对于“西楚”和“东楚”的界定,显然划线偏向东方。如果考虑到今天江苏连云港、阜宁、盐城、海安一线以东地方当时尚未成陆,则这种偏向更为显著。人们自然会注意到,秦末战争中最活跃的力量,多形成于淮河流域的西楚和东楚。而以其东部地方涌现出更为集中的政治军事人物。
   这一态势,正与战国以来楚文化发展向北取主要扩张方向的情形相一致。[ 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项梁及其继承者的经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说,项梁渡淮,“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击破景驹,控制了彭城附近地方。定陶之战项梁战死后,“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项梁败死定陶,怀王徙都彭城。诸将英布亦皆保聚彭城。《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九月,章邯夜衔枚击项梁定陶,大破之,杀项梁。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项羽方攻陈留,闻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彭城显然是楚怀王为领袖的楚军事集团全力保守的政治重心所在。
   关于“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史事,《史记》注家多强调当时彭城在楚地的领导地位。张守节《正义》:“《货殖传》云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彭城,徐州县。”裴骃《集解》也写到:“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彭城在秦汉之际特殊历史阶段中作为楚地领导中心的地位,很可能曾经影响项羽的战略决策。
三  “都彭城”决策与项羽的理想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记述韩信对刘邦分析项羽作为领导人的性格才质。韩信说道:“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所谓“不居关中而都彭城”,看来是对项羽决策失误的批评。
   宋代学者黄震分析过项羽的政治思路:“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之时,不知汉之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白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读史一·史记·项羽纪》。]他又写道:“项王非特暴虐,人心不归,亦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既灭咸阳而都彭城,既复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东归,皆是羽按甲称伯之秋。不知高祖志不在小,天下不归于一不止也。”[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七《读史二·汉书·项籍》。]黄震认为,刘项确定执政中心的差异,在于对于“天下”的地理意识、权力追求和责任观念的不同。“高祖志不在小”,“汉之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而项羽不过“按甲称伯”,“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其政治理想,只是“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所谓“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的判断是正确的。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既灭咸阳而都彭城”。
   苏轼《上皇帝书》对徐州形胜的评价,曾经得到黄震的肯定。苏轼是这样表述他的意见的:“……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髙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未止为盗而已。汉髙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东坡全集》卷五二。]苏轼说“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虽然不可以匹敌关中经秦人长期经营而积聚的优越条件,然而“彭城之险固形便”者,亦形成了“足以得志于诸侯”的强势地位。
   宋代学者李石著《建康形势论》,曾经讨论过项羽“都彭城”事。他写道:“世尝谓项羽既取关中乃退都彭城,以成沐猴之讥。愚谓项羽不失策,特悟之太晚,故后世得以成败立论耳。方羽之既杀会稽假守也,使之略建立根本,而后遣心腹渡江,身据山东以观中原之困,徐起而乘之,则伯业已成矣。项羽刚躁欲速,新得会稽,客主未定,乃驱人之子弟以渡江,既得关中,自觉其客寄之难,乃复归重于山东,顾已无及矣。”[ 〔宋〕李石:《方舟集》卷九《论》。]他认为项羽以“山东”为重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所以说“项羽既取关中乃退都彭城”的政治行动本“不失策”,只是这种“复归重于山东”的选择应当更早决定。以为项羽“退都彭城”“不失策,特悟之太晚”的意见特意推崇“建康形势”,似乎离开了秦末历史条件,可能并不符合项羽时代的具体背景。
   明人王祎《兵论中》的分析,也许可以肯定其参考价值。他说:“项籍之兵,足以百战百胜,非汉髙及也。髙帝已入长安,而籍复据有之,既迁髙帝汉中,则宜定以为守矣。不知出此,而乃东都彭城。彭城者,山东之要害,而非天下之势之所系也。故使髙帝卒以还定三秦,而天下之势已在汉而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何益于事为哉?故其事之无成,非不幸也,宜也。故吾谓项籍之力,足以夺天下;诸葛亮之才,足以治天下。而皆不善于审天下之势者也。不善于审天下之势,而欲以有天下,亦惑矣。”[ 〔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四《论》。]以为项羽“惑”在“不善于审天下之势”的批评,大概是许多人赞同的。然而说项羽“不善于审天下之势”可矣,所谓“不善于审天下之势,而欲以有天下”,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现在看来,项羽当时似乎并没有所谓“欲以有天下”的“雄略”。
   正如何兹全所说,“这时期,项羽的势力是最强的。项羽出身贵族,他所代表的是旧的贵族阶级,他所怀抱的理想,是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分立的局面。”[ 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版,第31页。]与项羽“都彭城”同时完成的“分剖天下”,“一共封了十八个国王”的举措,使得政治格局实现了重要的调整。翦伯赞评价道,“这样一来,天下大局,又回复了战国时代的局面。”
   这一变化,被称作“历史的逆转”,“整个历史向前发展的运动中”的“一个回旋”。[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8页至第109页。]有学者以严厉激切的态度指责项羽的政治方向,以为是“反历史发展”的“倒行逆施”。[ 有的学者因此斥责项羽“走着反历史发展的封建割据的道路”,“拖住历史车轮倒转”。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6月版,第45页至第46页。也有学者说,“在人们普遍怀旧的气氛里,在六国旧贵族的包围中,项羽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六国旧贵族的代表。他把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立的政治形式理想化,把分封看成建立和平安定秩序的灵丹妙药。殊不知,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已经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当统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时候,硬是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列国分立的状态,这显然违背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要求。时代已经前进了四百多年,项羽还在那里大作齐桓、晋文称霸的美梦,这种倒行逆施必然会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实行分封四年之后,当项羽在东城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西楚霸王的金冠悄然落地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愿望实在不过是一枕黄粱而已。”安作璋、孟祥才:《刘邦评传》,齐鲁书社1988年12月版,第66页。大略相同的分析,亦见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史(一)秦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93页。值得注意的,是论者指出了当时“人们普遍怀旧的气氛”和“建立和平安定秩序”出发点。]其实,如果了解汉初数十年分封的历史尚不可避免,则应当理解这种所谓“逆转”或者“回旋”也是历史进程的自然。钱穆曾论“民间六国重立之迷梦”,所谓“当时山东豪杰,一呼百应,亦为恢复封建之迷梦所驱”[ 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4月版,第37页。],这种“迷梦”,正是我们所说的项羽的政治理想。当时义帝没有实力成为天下之主,至于项羽不作皇帝,也与其性格密切有关。
四  “都彭城”决策与项羽的性格
   有学者说,“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分封并非‘不得不分’,割据的形势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各路诸侯虽各自拥兵据地,但毕竟皆尊义帝为共主,若项羽能拥义帝而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并非不可能。项羽之急于分封,实出于不甘居人下,又念念不忘‘富贵’而‘归故乡’,可见其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能成大业。”[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上册第236页。]就此吕思勉已有论证:“《高祖本纪》曰: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此实极公平之言。且怀王特楚王,即谓项王、沛公当听其命,诸侯何缘听之?此理所不可,亦势所不行,其不得不出于相王势也。汉高之为义帝发丧也,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此诬罔之辞。南面而政诸侯,当有实力,义帝岂足以堪之?”[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上册第43页至第44页。]
   所谓项羽“不能成大业”者,“大业”应即“大一统”帝业。其实项羽本来就无“争天下之志”,“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吕思勉“此实极公平之言”的评断,“公平”二字,符合项羽的性格。对于分封十八诸侯事,吕思勉也以为“公平”:“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他说:“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自序》所以称为‘诸侯之相王’也。”[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上册第43页。有学者说,“他的分封不可能‘公平合理’”,是“完全根据自己好恶、随心所欲地裂地分封”。安作璋、孟祥才:《刘邦评传》,第66页至第67页。或说:“他的分封不可能‘公平’”,是“完全根据自己好恶、随心所欲地胡封滥赏”。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史(一)秦汉卷》,第93页。则是另一种意见。]
   有一种对于项羽的假想式评价,以为“较之同时代的其他英雄豪杰,他确实更有条件成为再一统一中国的封建帝王”[ 或说“较之其他将领,他更有条件成为再次统一中国的帝王”。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史(一)秦汉卷》,第93页。],然而,由于项羽的失误,“历史给他提供的良好机遇,却从他手里轻易丟掉了。”[ 安作璋、孟祥才:《刘邦评传》,第66页。]这些“同时代的”“英雄豪杰”,李开元称之为“后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他写道:“刘邦与同时代的英雄豪杰们一道,恢复战国,复兴王政,承前启后,复旧革新,一同开创了后战国时代的历史局面。”[ 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版,第2页。]“恢复战国”,似乎是一场社会运动。其实,分析当时的历史表现就可以看到,项羽是这些“同时代的英雄豪杰们”之中最具典型性格的一位。
   项羽的性格特征所谓“为人不忍”[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范增语。],所谓“妇人之仁”[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语。],所谓“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等,都是和吕思勉对其政策“实颇公平”,“实极公平”的评定相一致的。
五  “都彭城”战略设计的积极因素
   《日知录》卷二七《史记注》:“背关怀楚,谓舍关中形胜之地而都彭城。如师古之解,乃‘背约’非‘背关’也。”就项羽“都彭城”行为的本质而言,应是“背关”而非“背约”。正如所谓“弃关险而都彭城”[ 〔元〕刘壎《隐居通议》卷六《诗歌一》引《桂舟评论》。],“不据关险都彭城”[ 《隠居通议》卷八《诗歌三·七言古撷》。]。“背关”、“弃关险”、“不据关险”,或许体现出与后世政论家以为得关中即应“定以为守”的“自守”意识完全不同的战略理念。明代学者陆深评价《苏轼徐州上书》所言彭城地理,以为论者“自守之策居多”,不能全面总结“彭城之利害”。[ 〔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二八《同异録上·典常上》“苏轼徐州上书”:“臣深谨案:宋都汴,故彭城为左臂。子瞻徐州形势,为宋论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则徐州形势所系尤大。葢以百物所输,多从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犹未尽彭城之利害也。”]就此进行发掘和总结,可能还需要认真的工作。比如项羽此举是否与对军事优势的充分自信有关,也有必要作深入的讨论。
   “都彭城”又有就近控制经济优越地方的意义。
   史念海曾经在讨论西汉建都问题时指出,“当项羽破秦入关之后,宰割天下,为所欲为。这时他对于首都的选择,是舍弃了关中,而东居于汳、获诸渠附近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里面的原因,既不是韩生所谓的‘楚人沐猴而冠’,也不是项羽自己向人所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原注:“《史记》七《项羽本纪》。”今按:《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作“衣绣夜行”。]这纯粹是一个经济上的看法。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固然在嬴秦末年,已达到极为繁荣的阶段,但这种人为的繁荣,在来自东南富庶之区的项羽的眼中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何况在项羽自己一把火烧了之后,这人为的繁荣已经变成瓦砾的场所。至于韩生所说的‘关中肥饶,可都以伯’,实在是打不动项羽的心的。”史念海认为,从“经济”角度考虑,“都彭城”本来就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仅从经济上来观察,项羽的东都彭城,并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史念海以刘项争夺中原时的战争形势为例,有这样的分析:“项羽的粮饷从来不曾发生过恐慌”,然而,“高帝的粮饷,不仅取之于关中,更取之于巴蜀。这经过千山万岭的运输,是何等的困难。”所以汉并天下后,刘邦以萧何“给粮饷,不绝粮道”,“算作第一功”。可是,“如果是项羽胜了,论功行赏,像萧何这样的功劳,简直不必提起。因为彭城附近就是产粮之区,……况且水陆两方面的交通又都是极为便利的。”就建都的思考而言,史念海说,项羽“对于选择首都,只着眼在经济的观点,而没有想到建国的大计原是多方面的,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是不行的”。[ 史念海:《娄敬和汉朝的建都》,《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1页至第372页。]
   项羽“都彭城”还有另一积极意义,即与“背关”相应的“向海”的趋求。
   秦昭襄王时代,秦王和齐王称“西帝”和“东帝”[ 《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卷四四《魏世家》:“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卷七二《穰侯列传》:“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政治实力的强势的凸起,亦暗示依托西北高原和东海之滨已经各自形成了两个相互对应的文化重心。秦始皇实现统一后,频繁东巡至于海上,特意“东抚东土”,“周览东极”,“逮于海隅”,“临照于海”,对于东方神祠传统亦予以尊重。[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恋海情结,因海上三仙山不死之药的迷信而达到极致。项羽正是在秦始皇东巡途中发出“彼可取而代也”的壮言的。[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项梁、项羽军北上,也是遵行秦始皇东巡道路。[ 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指出:“项梁之北征,路过东阳,进屯下邳,亦皆沿秦皇驰道之左右。”《河山集》四集,第551页。]而项羽“都彭城”,政治中心的选择正临近秦始皇在东海朐所确定的“秦东门”。[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念海指出的当时“彭城之东距海较今为近”的意见[ 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写道:“古时海滨尚未淤积,广陵、彭城之东距海较今为近。”《河山集》四集,第546页。],也值得我们重视。秦汉时期,是社会以及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有所觉醒的历史阶段。[ 参看王子今:《秦汉帝国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与沿海区域控制》,《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2007年4月)。]讨论项羽“都彭城”决策的意义,不应当忽略这一观念背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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