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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楚”沿革看秦汉时期宿迁地区的文化意蕴
2012-08-29 10:53:55 来源: 作者:曹金华 热度:

楚之地域,战国时期东北到达今山东南部,东南逮至浙江等地,西南则至广西东北,包括今苏、皖、浙、贑、湘、鄂、豫等广大地区。秦灭楚后,在其地置郯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陈郡等等。秦朝末年,项羽自号“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及司马迁著《史记》,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史称“三楚”,并对各地域的文化特征作了概述。但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宿迁文化,在“三楚”中处何位置,又含括了怎样的文化意蕴,尚须作具体深入的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三楚”的历史沿革
“三楚”指“西楚”、“东楚”和“南楚”,是司马迁依据山川气候等地理特点将楚地划分的三个区域。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所谓“越、楚”,系指越灭吴国而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国兼有吴越之地。此为“三楚”的大致界限。
   但是,司马迁所说的“西楚”,与“西楚霸王”项羽之“西楚”有很大不同。《汉书·项籍传》载:项羽入关后,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项羽自号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史记·项羽本纪》在“王九郡,都彭城”下,注引《集解》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若以项羽都于彭城论之,无疑可以称为“西楚”,但从所辖“九郡”来看,实包括了今江苏全境及周边安徽、山东、河南等部分地区,即司马迁所说的“东楚”全部,“西楚”大部,及“南楚”的部分地区。根据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项楚“九郡”为当时的会稽、鄣、东阳、泗水、郯、薛、砀、颍川、东郡[ 项羽王梁楚之九郡,历来说法不一,详参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而“会稽”即司马迁所说“吴”地,“郯”即司马迁所说的“东海郡”,“薛”则在今山东境内,“东阳”则为项羽所置,来自秦朝的九江郡或东海郡。这说明司马迁所说的“西楚”与“西楚霸王”之“西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从项羽所辖地域来看,似乎不当称为“西楚”。其所以称为“西楚”,当是为别于原来的“楚国”以及陈涉的“张楚”而然。而司马迁所说的“三楚”,则不仅为孟康所说“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概念的细化,其所辖郡的名称与秦汉之际也有差异。
   从“东楚”来看,司马迁所划定的范围是“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东海郡秦时称为“郯郡”,高祖刘邦时改称“东海郡”。《汉书·地理志》:“东海郡,高帝置”,注引应劭曰:“秦郯郡。”秦时郯郡辖境不详,汉代的东海郡则辖下邳、司吾等三十八县。司马迁谓“彭城以东”,则“东楚”的西部边界当至下邳一带。“吴”即江南会稽郡,以治吴(今苏州市)称之,包括苏南及浙江等地。
   广陵郡的变化颇大。其郡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设置,治今扬州市,秦时为广陵县。但秦汉之际,广陵县隶属九江或东海郡,历史上始终存有异议。《史记》载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余郡,虽然所载不够具体,但有九江则无问题,故部分人认为广陵一带的淮东江北属九江郡,项羽时九江封于英布,而析九江郡北部为东阳郡,与东海郡无涉。如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即云“广陵属九江郡”。杜佑《通典》卷十一“古扬州”云:“广陵郡,今之扬州,……秦灭楚,属九江郡。”但是有些人认为秦时有东海郡,广陵县属之。清人全祖望在《汉书地理志稽疑》中首倡此说,云:“秦灭楚,置五郡:曰楚,曰九江,曰泗水,曰薛、曰东海,及定江南,又置一郡,曰会稽,而无鄣也。楚郡盖自淮阳以至彭城,泗水则沛也,薛则鲁也,东海则郯以至江都(即广陵)也,皆江北也,会稽则江南也,惟九江跨兼江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从此说。然照此说法,广陵一带属东海郡,则项羽的东阳郡源于东海,而非源于九江郡也。
   关于东阳郡的设置,亦有不同说法。《汉书·高帝纪》载: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史记·荆燕世家》云:“汉六年春……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可见东阳郡必在淮东江北间。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中说:“东阳前人多以为是楚汉之际所置郡,实际上恐怕是高帝六年废楚王韩信后所析置。东阳在江淮之间,只能析秦东海郡南部置。……东海郡分东阳后或称郯郡,或仍称东海”,“东阳郡境相当《汉志》临淮郡之淮东部分和广陵国全部”。然《汉书·高帝纪》载项羽亡后,高祖以“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是韩信王淮北之地,而不及跨淮之东阳也。
   吴子辉在《扬州建置笔谈》中则认为,项羽自领的梁楚九郡,是从彭城到会稽,其间占有江淮之间的东部地区,即东阳郡境。东阳郡是项羽从九江郡析置的,这种说法“较为合乎情理”。因为项羽“既封英布为九江王,秦之九江郡当全部归英,如果这样划法,项羽的领地势必只有江南和淮北,当中却被江淮间地切断了,所以应将九江郡的东段割出而新置一郡,名曰东阳。如果广陵原属跨淮水南北的东海郡,其地全在项羽辖区,有无必要再析新郡,就值得怀疑了。就是将析东海置东阳郡作为假设,也不及析九江郡的理由充足。”故“东阳郡为秦九江郡析置。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但英布未能全得九江之地,西邻为衡山王吴芮,东部为项羽自领之地。故析置新郡”。[ 吴子辉:《扬州建置笔谈》第88、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余按:郯郡即东海郡郡治郯(今山东郯城北),其若领江淮间地,治所在郡之北端,似亦不合情理。
   笔者之所以追究东阳郡的来历,在于司马迁将九江郡划归“南楚”。若东阳郡原属秦九江郡管辖,这一带便属“南楚”的范围。然高帝十二年荆王死,更荆为吴,辖地封予吴王刘濞,仍辖东阳、会稽和鄣郡。又《汉书·地理志》云“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其所辖范围已不包括淮东江北。只是未详司马迁所说的九江郡指何时的九江郡了。这里姑且以秦末汉初论之。
   东阳郡之北与东海郡之西,是秦的泗水郡。《辞海》:“泗水,郡名。战国秦置。治所在相县(今安徽睢溪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江苏淮河以北,宿迁、泗洪以西,萧县、涡阳、凤台以东地区。汉初改为沛郡”[ 《辞海》地理分册第16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二版。]。近人王国维以为项羽都彭城,故泗水更名彭城郡。秦泗水郡约当《汉志》之楚国、沛郡及临淮郡淮水以西地,《汉志》云:“楚国,高帝置,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复故。”又云:“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司马迁所说西楚之“沛”,约当秦泗水郡之地,项羽时属之。
   然而,若按《辞海》说法,“宿迁、泗洪以西”属泗水郡,今宿迁市所辖东部泗阳、沭阳二县,在当时属泗水郡还是东海郡呢?若是属东海郡,则属东楚地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东楚”、“西楚”,间以“徐、僮、取虑”划线,并以三县为西楚之地,而“徐”即今泗洪县境,在宿迁市南;“取虑”则今徐州市睢宁,在宿迁市西;僮县则在今安徽境内,宿迁市治所宿豫区,则是汉时的下相县。司马迁云“徐、僮、取虑”,而不及东边的“下相”,这是否说明下相、泗阳、沭阳一带,在当时属于东楚地域的东海郡呢?《汉书·地理志》载武帝元狩六年置临淮郡,治徐(今宿迁市泗洪县南),辖徐、僮、取虑、下相、淮阴等二十九县,原东阳郡大部属之,但秦时的泗水郡,有无这样大的范围,即是否包括下相县呢?我们还找不到有关证据。不过,今泗阳、沭阳之地,属于东海郡的可能性颇大。《汉书·地理志》载:“泗水国,故东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别为泗水国。……县三:淩,泗阳、于。”据此,泗阳(今泗阳县)、凌县(今泗阳县西北)在武帝元鼎四年前属东海郡无疑,即属东楚之地也。而沭阳秦汉时虽未置县,但从地理位置可见,其隶属东海郡的可能性颇大。因为《汉书·地理志》载“下邳”、“司吾”,在今宿迁市西北、东北,汉时仍属东海郡管辖,而沭阳则在今宿迁市东北,与连云港市接境。因此今宿迁地区在秦末汉初,属东楚、西楚两个地域当是没有问题的。司马迁谓“西楚”东境仅及徐、僮、取虑三县,而不及徐、取虑之东的下相、泗阳,“下相”之西北、东北的“下邳”、“司吾”又属东海郡管辖,不能不说没有原因。而徐、泗阳县之南即是淮河,跨过淮河即东阳郡,即秦九江郡的东北部。故今宿迁地区实处“西楚”、“东楚”之交,并与“南楚”的九江郡为邻,我们在探研宿迁地区的文化特征时,不能不考虑这个要素。
    二、秦汉宿迁文化的意蕴
“东楚”、“西楚”,在地理上分属两大区域,但因宿迁地区地跨二域,在文化特征上便有许多相同之处。司马迁说西楚之地“其俗剽轻,易发怒”,这是“西楚”地域的共同特征,而谓西楚“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则是西楚大地域中小地域的个性特征,显示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方性特点。司马迁谓东楚“其俗类徐、僮”,正反映出两大区域间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地处两大空间的宿迁地区,兼具“东楚”、“西楚”文化的共性。又司马迁谓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又说明楚地的共同特征。我们在探究该地区的文化内涵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
   基于此,我们看到,以宿迁市为中心的这一区域,在文化上呈现出多元的意蕴。《汉书·地理志》载:“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这是从天文学的角度来分野的。但也说明,宿迁地区所受鲁文化的影响颇大。故班固接着说:“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由此可见,儒学在此地有颇深的影响。再从此地的历史来看,东夷诸族之一的徐夷,在周初曾经建有徐国,徐国的统治中心在今泗洪县境内,其国君徐偃王后来被楚击败,败亡的原因即“行仁义”[ 《后汉书·东夷列传》第280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1993年,邳州市博物馆在“九女墩”的一座徐国墓葬中,出土器物400件,其中青铜礼器31件,乐器青铜编钟19件,石编磬13件,也反映出该地区重视“礼”、“乐”的文化特点。海外研究太平洋历史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古徐国是太平洋文化的发祥地,美洲的母体文化奥尔梅克文化,即由古徐国文化演化而来[ 参蔡葵主编:《楚汉文化概观》第27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由于今宿迁地区与秦郯郡(汉代称东海郡)毗邻,该郡之北接壤齐地,所受齐文化的影响也昭然若揭。《汉书·地理志》载:“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齐地与鲁地皆好经术,这对宿迁地区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相传齐国管仲与鲍叔牙,年轻时曾在盱眙一带经商,两人在路上捡到根金条,遂分送给附近两个村庄的百姓,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将村庄改为管公店、鲍家集,并在分金的地方建立祠庙,以祭祀之,明万历时立碑建亭,名为“管鲍分金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齐人的“矜功名”与“阔达”、“放纵”的性格,也在此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此外,该地区所受吴、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书·地理志》载:“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宿迁南与广陵等地毗邻,大部分地域属临淮郡。先秦时期,越灭吴国而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国兼有吴越之地,吴、楚文化都对该地区有重大影响。史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汉书·地理志》第166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地的尚武风气即源于此。如《史记·吴世家》载春秋时吴楚两国的鸡父之战,即因“卑梁微畔”引起。卑梁在今泗洪县南的盱眙一带,只因“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大战。这种带有血族复仇性质的战因,在吴国大臣伍子胥的话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即“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 《吴越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第1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正是因为这样,这种尚武复仇的风气代代相因,至汉而不改。《史记·货殖列传》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汉书·地理志》云“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可见一斑。
总之,今宿迁地区在当时所受周围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如此,造就了该地区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特质。但是,我们也看到,该地区尚武、复仇的风气,在秦末汉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显得特别突出,即任侠任气的风气占了主导地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究其原因,则与秦的统治相关。秦国实行法制政策,百姓皆须以吏为师,儒学在秦“焚书坑儒”的大潮下受到严重冲击。虽然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但因儒学根基于齐鲁,宿迁之地所受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儒学对该地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此我们从当时的风云变幻中足见其端倪。
   秦朝末年,楚地陈涉首举义旗,但他只是个“与人佣耕”的贫苦农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化。项梁、项羽叔侄,也未受到儒学薰淘。史载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 《汉书·项籍传》第1796页。],这个“书”字绝非儒家经典,而是有关秦朝法律方面的书,这种枯燥乏味的书籍,不可能不令人望而生厌。同时作为楚国的旧贵族,在秦朝的沉重打击下,也不断鼓荡着复仇的心理。如项梁曾因“棣阳逮”而下狱,后与项羽又因杀人“避仇吴中”。项羽的季父项伯也因秦时“杀人”,被张良“活之”。[ 《史记·项羽本纪》第31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再从此期活跃在两淮地区的人物来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如广陵人召平,是陈胜手下的义军领袖,显然出身于下层百姓。东阳人陈婴“苍头特起”,被立为王,婴母以“自吾为乃家妇,闻先故未曾贵”[ 《汉书·项籍传》第1798页。]而止之,可知陈婴也未曾受到儒学教育。至于“溲溺”儒冠的沛人刘邦,“坐法黥”后“论输骊山”的黥布,“家贫无行”、“常从人寄食”的淮阴人韩信,出身下层的凌县人秦嘉、取虑人郑布、徐县人丁疾,以及“在民间为人牧羊”的楚怀王心,更是无足遑论了。正是因此之故,该地区任侠、任气的风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秦末反秦的浪潮中得以不断地扩大张扬。
   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宿迁地区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其云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这是整个“西楚”的地域特点,但其各地又有所不同。如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楚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又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这段话可谓独具匠心,意味深长。一是“地薄,寡于积聚”,主要指“西楚”的东部地区,秦末农民大起义在此爆发,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把“徐、僮、取虑”专指特写,强调与东海、广陵等“东楚”之地的风尚相类,并指出其俗“清刻,矜己诺”的特点。这说明宿迁地区是个很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区域。此外,司马迁谓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属于南楚的九江郡即与西楚的泗水郡相连,故而能够“大类西楚”。但司马迁所云寿春、合肥“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言少信”,则与“徐、僮、取虑”的“清刻、矜己诺”完全不同。因此,秦汉时期的宿迁地域,在文化意蕴上有着典型的地方性特征。
   综合归纳,我们认为该地区有如下特点:
   1.“轻死易发”、“其俗剽轻”的尚武精神。此种风尚,在先秦时期深受吴楚的深刻影响,至秦崇尚法制的时代,因儒学的弱化而得以升华。虽然战国以后,此地历经沧桑,政治背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数百年来不断沉积、凝聚、造就的心理素质却依然如故,如同存在于社会风气中的遗传基因,被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这从项羽“拔山盖世”、“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项梁、召平、陈婴、韩信等奋举义旗的抗争精神,以及楚地将士“一以当十”、“呼声动天”的英勇斗争中,足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但尚武之中见精神,除了极大地张扬了对统治阶级不屈不挠的反抗情绪外,还隐含着一种无坚不摧、正直向上的拼搏精神。此后,该地区盛行不衰的民间武术,刚劲挺拔的杂技活动,粗犷豪放、高亢雄浑的“拉魂腔”,以及落子舞的表演道具“霸王鞭”,宾馆筵席中的“霸王汤”等,无不雄浑壮阔,豪放壮美,承袭了这种气势恢宏的英雄文化,并赋予了无限张力。
   2.“清刻”、“矜己诺”的任侠性格。所谓“清刻”,是较陈夏“其民多贾”的风尚而言,即少有商贾欺诈之性,贫而志坚、清而不浊也。至于“任侠”,古人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如荀悦《汉纪》卷十说:“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应劭说:“任,谓有坚完可任托以事也。”如淳说:“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颜师古说:“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侠者,以权力侠辅人也。”[ 《汉书·季布传》第1975页,颜师古注引应劭、如淳说及师古注。]清末人汤增璧认为,“任侠”虽然并称,然“其义小有差别。投之艰巨,不懈其仔肩,是之谓‘任’;白刃可蹈,而坚持正义,弗丝毫贬损,又平均之象,隐兆魄而弗见,则起而桝之,是之谓‘侠’。”[ 揆郑(汤增璧):《崇侠篇》,载《民报》第23期(1908年)。]总之,就是“坚完可任”,即做事讲诚信,讲坚持正义,千金一诺。如项梁起兵后尊陈胜为王,在未确定陈胜巳死的情况下,坚决反对秦嘉另立楚王景驹;楚汉相争时,项羽与刘邦划定鸿沟为界后即刻东返,皆“矜己诺”也。又如东阳人陈婴“素信谨,称为长者”[ 《史记·项羽本纪》第298页。];淮阴人韩信诺报所从食漂母,后“赐千金”[ 《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26页。],皆反映出“矜己诺”的性格。至于项氏叔侄不象刘邦那样贪财好色,更显示出“清刻”的特点。该地区百姓豪爽耿直,快人快语,诺而有信的性格,源本于此。
   3.崇尚仁义、博采广纳的先王遗风。宿迁地区地处黄淮下游,远古时代属于东夷部族,周朝建立后,东夷大部归周,而淮河下游被称为淮夷的东夷人,则与徐夷联合抗周。以今泗洪县为中心的徐国国君徐偃王即以“行仁义”影响此地。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齐鲁文化、南方的吴楚文化在此交融,当地人民博采广纳,成为南北文化的会萃之地。秦统一后,虽然实行法制天下的治国之策,暂时弱化了儒学的功能,但因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其崇尚仁义道德的传统深入骨髓。因此入汉以后,儒学便首先在楚地显露头角,蔚成风气。如楚人陆贾提出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之、秦若“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的理论以及此后的著述《新语》,江都相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都对西汉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如楚元王刘交及其四、五世孙刘向、刘歆,东海人孟卿、孟喜、后苍、严彭祖、翼奉等,都是西汉的儒学名家。显示出该地区崇尚儒学的文化意蕴。
   总之,宿迁地区作为“三楚”的中心地带,在文化上呈现出开放性、多元化的特征。既受北方齐鲁文化重儒学、敦礼教的风气薰染,同时又受吴楚尚武精神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广泛吸纳和多边融合的文化氛围,铸就了该地区独特的精神风貌:即积极奋发、“立强于世”的拼搏精神,千金一诺、“坚完可任”的性格品质,而骨子里充满着万世不变的“诚信”和“义气”。也正因为这样,这里的形象代表人物——项羽,从未因为最终的失败而受人冷落,反因其“盖世”的“霸气”、“豪气”高耸于云端,迴荡于胸臆。而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英雄文化和项羽精神。
       作者系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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