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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天下”:楚的国家结构及其性质
2012-08-29 10:50:14 来源: 作者:卜宪群(北京) 热度:

  秦末虽然出现七国复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向战国历史复归的倾向,但在当时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楚[ 参见田余庆:《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楚人的政治观念也支配着当时国家结构的新走向。这是因为秦末起兵反秦的首发地在楚,楚地之人的反秦浪潮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力量最强,政治建制完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 《史记·陈涉世家》。]的政治理念,也使楚人认为拥有了支配天下的权力。楚既不承认六国后复国的合法性,又必须面对分裂割据的客观现实,因此楚选择了“霸天下”的国家结构。试述之如下。
  
               一、楚国家地位的演变
  秦汉之际的“楚”,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陈涉所建的“张楚”和怀王、项氏所建的楚两个阶段。陈涉所建“张楚”,严格来说只是一个政权,而不具备国家的特征。其政制建设也不甚明了。但有如下特点:其一,陈涉起兵至陈后立为王,取国号“张楚”,政制建设基本沿袭战国楚旧制,复兴楚国意图甚明。[ 据《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密谋起兵的号召之一是“诈称公子扶苏”,但陈涉后来并未坚持这一号召。]其二,陈涉建立“张楚”政权后,所立有赵王、魏王,但皆非张楚政权的本意,而是客观形势使然。[ 李开元在将胡亥、襄强、韩广皆归入“陈涉复国建王期”,其实都与陈涉政权无关。又秦去帝号称王者并非胡亥,而是子婴。参见《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78页,三联书店,2000年。]其三,张耳、陈余在陈涉自立为王之前力劝陈涉“遣人立六国后”,并“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均遭陈涉拒绝,可见成就秦式的“帝业”和恢复昔日六国后的权益,似皆非陈涉的理想。但是从客观上看,张楚政权以“令于天下”的姿态“贺赵(王)”,立宁陵君为魏王,并以部下周市为相,[ 《史记·陈涉世家》。]实已开秦汉之际分封制之先河,对项氏的“霸天下”国家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从本质上看,陈涉所建立的张楚政权仍只是区域政治势力的代表,与其他诸侯国没有国家内部结构意义上的政治联系。
  陈涉死后,项氏成为楚势力的代表。《史记·黥布列传》云:“项梁至薛,闻陈王定死,乃立楚怀王。”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以为楚怀王,表明项氏之楚与其他六国后一样,只是地域性政治势力的代表,进一步明确了项氏之楚是战国之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活。钜鹿之战后,这种情况出现变化,史云“楚兵冠诸侯”,“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史记·项羽本纪》。同书《高祖本纪》云:“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又同书《黥布列传》云:“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均是证明钜鹿之战后楚对其他诸侯的军事支配权。]。“诸侯皆属焉”固然不能理解为楚对其他诸侯及其领地完全的政治上的控制,但军事上的结盟及军事上的制约是肯定存在的。项羽的“上将军”非楚的“上将军”而是诸侯联军的“上将军”即是证明。项羽依靠这支军队西击秦而获全胜。迹象表明,项羽是在获得这种军事上的支配权后来思考秦亡后楚的国家结构建设的。楚国家的地位也因此而得以改变。《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羽西屠咸阳后: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这段文字往往被人忽视,其实这是一篇堪与高帝五年诏相比拟的重要文字。它是楚灭秦取得天下支配权后的政治宣言,其中传达了这样一些信息:第一,我们知道,称“帝”在战国至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含义,项羽“乃尊怀王为义帝”,[ 按:秦末由于六国后的复国,“帝制”出现危机,但恢复帝制的企图仍然未绝,如张耳、陈余劝陈涉称帝,项羽尊怀王为帝,又《史记·黥布列传》云布曰:“欲为帝耳。”这些都是刘邦恢复帝制的基础。究其根本,乃是战国以来,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项羽认为楚已不再是地域政治势力的代表,而是取代秦成为天下新的统治者,故称楚帝而非楚王。而自钜鹿之战后项羽与各路诸侯结成军事联盟,受楚统一节制,故尊怀王为帝应当是当时各路诸侯的共同行为,[ 吴非在《楚汉帝月表》中立《楚义帝本纪》,亦云:“楚义帝者,以诸侯推尊为共主,而奉命由王称帝,故义之”。孙德谦等在读《楚汉帝月表》后《跋》中,对怀王(义帝)为天下共主之事实多有论证,可参看。(文载梁玉绳等撰《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况且这个联盟中的部分诸侯原本就是陈涉领导的“张楚”政权的部下或派生物。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我们判断,楚义帝有号令天下的权力,项羽也是在这个正统名份下才能顺理成章地进行分封的。[ 田余庆在《说张楚》一文中云:“项羽不会自安于称楚王而长久地与诸侯王并立,不会眼看着业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动心。所以他除了在分封诸侯王中隐伏心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作。第一步,他把楚怀王升格为楚义帝,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统地位,并就此承认帝业的合法性。……。”按,田先生对项羽的心态以及秦、楚帝法统的交替分析都十分精辟。但项羽是尊怀王为义帝在前,分封诸侯王在后,不是相反。]第二,“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表明项羽否定了此前所立或自立六国后为诸侯王的合法性,认为立六国后不过是“初发难”时的权宜之计,如今已“定天下”,楚已称帝,是天下正统的象征,必然要进行帝制下的重新分封,而只有这种分封才具有新的合法性,才能表明楚所拥有的政治地位。第三,“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是说明项羽代表义帝实施分封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楚帝不能实行秦帝式的专制集权统治,只能实行分封式的国家管理,原因在于楚帝在灭秦的过程中“无功”,有功的是“将相诸君与籍”。第四,“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表明新立侯王是出自楚领导下军事联盟中的“诸将”,是楚帝领导下的“侯王”而非其他,正如《史记·田儋列传》所云:“项羽既存赵,降章邯等,西屠咸阳,灭秦而立侯王也。”如果我们以上的分析能够成立,足以说明项羽绝非我们想象的一介武夫。既尊楚帝而又抑其权,说明项羽对灭秦后的楚帝国实施何种国家结构有着深思熟虑的构想。
           
            二、“霸天下而臣诸侯”国家结构的建立
  由于项氏的专权,楚不能形成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其国家形式是一种松散的联盟。但是如果认为楚与其所分封的诸侯国之间是一种没有任何联系、纯粹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迹象表明,楚虽实行分封制,但楚是在怀王称帝以后,以“帝”的名义实行分封的。因此,楚对所立诸侯国拥有一定的主权。《史记·淮阴侯列传》云项羽:“霸天下而臣诸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云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汉书·高祖本纪》云:“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都是说由楚分封的王国与楚之间存在某种臣属关系,尽管这种臣属关系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关系性质有别。[ 《史记·黥布列传》载汉三年刘邦败于彭城,欲劝说九江王英布“发兵倍楚”,随何至淮南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竊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淮南王说“臣事之”,是指他的王国是由楚分封而来的,故应当臣属于楚。随何认为,英布与项羽俱列为诸侯,地位是平等的,英布之所以对楚称臣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君臣关系,而是因为实力上的强弱关系。其实随何是故意混淆了楚义帝生前死后楚帝国的国家概念的变化。项羽杀义帝、虚帝位,而自己又没有取而代之,历史又恢复到列国并列,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局面。但实际上,项羽之所以能够“霸天下而臣诸侯”既有楚帝在法统上处于诸侯王之上的因素,又有项羽军事实力上的因素。]我们权把这种关系称作“霸天下”的国家结构关系,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列国争霸。楚“霸天下”的国家结构主要有如下特色:
  1.楚依据新的标准重新划分诸侯王国统属的领地。据史料记载这次分封楚义帝并不在场,主持分封的是项羽,史云:“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 《史记·高祖本纪》。]范增参与了分封的谋划。表面上看,这次分封是“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 《史记·淮阴侯列传》。],是以军功作为分封基本原则的,但实际上项羽是依据诸将与楚政治关系的远近,特别是与项羽集团关系的远近制定分封原则的,[ 李开元认为:“项羽封王之原则是军功封王”,“他是否定血缘世袭之贵族王政原则而采用了平民王政的军功原则的。”(参见前揭著第86页。)其实,军功绝非项羽分封的惟一原则,典型者如刘邦被封为汉王就不是按照军功原则来分封的。又司马欣是“尝有德于项梁”而被封为塞王的。史书关于项羽不能因功分封而失天下的记载甚多,无需列举,且都是当时人的看法,也证明李氏“军功封王”的观点不完全符合史实。关于“平民王政”的提法也有欠妥之处,有关评述详见卜宪群《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如封先入关者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明显违背了义帝与诸侯的“约”,是为了防止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封秦故将为三秦王,是因为刘邦也是楚人,与秦有相互灭国之仇,以三秦王来切断刘邦出汉中之路,项羽最放心。所谓“王秦降将以距汉王”[ 《汉书·萧何传》。]就是这个含意。刘邦虽属于楚集团,但由于与项羽军事力量上的巨大差异,故只能处在楚政治核心的外围,听从分配。对于六国后,项羽基本采取的是分化、削弱其势力的措施。如徙魏王豹为西魏王,自己占有梁地,又在魏地另立殷王。将赵地分为代和常山二国。齐分为胶东、济北、齐三国。燕王韩广被徙为辽东王,燕将臧荼被立为燕王。韩王成在初封时“因故都,都阳翟”,但后因其“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 《史记·项羽本纪》。]
  2.楚对所分封诸侯国拥有一定的主权。戏下分封确立了在楚义帝的名义下,项羽所实际拥有的“霸天下而臣诸侯”楚国家结构形式,这个结构是有实际内容的。细检史籍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楚拥有对其他诸侯国的征兵权。《史记·黥布列传》云:“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第二,对所立诸侯国有废立予夺之权。如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乃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就是将韩王成的王权剥夺,而重新授予出身县令的郑昌。第三,在保持西楚霸主地位的同时,任何人不能轻易地打破这种由楚分封并称霸的格局。如刘邦出汉中东进时,项羽派武涉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 《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对刘邦的指责,正是说他打破了这种格局。[ 史书记载刘邦东进是争天下,如《汉书·韩信传》云:“必欲争天下”,“今东乡争权天下”云云,都是指与楚争天下。]
  
            三、“霸天下”的国家内部结构是郡县制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缺乏决定了楚“霸天下”国家结构的形式是一种松散的分封制,但这种分封毕竟与周制的分封有本质的区别。从史料上来看,分封的各诸侯王,包括西楚在内的各诸侯国,其国家的内部结构实行的是郡县制行政管理,而非世卿世禄的贵族分封。《史记》、《汉书》记载了楚汉之际汉将领的功劳,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所灭郡县的多少。《史记·靳歙列传》云歙:“从攻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邺。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史记·灌婴列传》云婴:“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汉书·夏侯婴传》云婴:“凡所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汉书·樊哙传》云哙:“定燕县十八,乡邑五十一。……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这些郡县乡邑当然包括昔日秦的建制,但相当多的仍是楚分封国内的行政建制。这证明自战国、秦以来的郡县乡里制仍然是楚“霸天下”国家内部的行政建制。楚国家内部还有封君制,如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封为武安侯”,秦宛守“为殷侯”[ 《史记·高祖本纪》。]等,但这些封君与战国秦的封君制度一样,只是衣食租税,而无治民权。
  楚虽称帝,楚没有采取秦专制集权大一统的统治方式而采取“霸天下”的分封制也有内在原因。首先,如前所述,陈涉已开楚式分封制之先河,随后六国后纷纷自立,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分土称王,不仅是六国后的企望,也是众多起兵者的希望。因此,楚如果要建立秦式的国家结构就必须彻底消灭各诸侯王业已形成的割据形势,并改变战国分裂的历史影响在秦汉之际的发展惯性,这远非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其次,“霸天下而臣诸侯”国家结构体现的是项羽的思想。项氏虽立怀王,并尊为义帝,作为楚法统的代表,但项氏,特别是项羽与怀王之间是强臣与弱主的关系,项羽并不想让怀王凌驾于自己之上,[ 史书曲折反映了怀王与项氏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史记·项羽本纪》云怀王立后,以陈婴为楚上柱国,后以共敖为柱国。楚徙彭城后,怀王“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置宋义“为上将军”,似乎没有给项氏在中央留下任何重要职位,项梁为武信君史云“自立”,均说明非怀王所立,怀王对项氏有所防范。]而他自己暂时又不具备替代楚义帝的政治环境,因此,对项羽来说,要保证自己的军事实力、政治地位不被义帝所夺,实行分封制,架空义帝,以自身的实力称霸诸侯,远比建立统一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更为适合。再次,这种“霸天下”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取代秦的楚帝国是一种松散的封国联盟,封国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缺乏必要的政治联系。[ 李开元对项羽分封的特点也有较透彻的分析,参见前揭其著第107页。]但是也要看到,“霸天下”的国家结构的形成,毕竟把秦汉之际分裂的国家形态向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推进了一步。
  楚虽然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处于亚国家的形态,但不能完全否认楚替代秦及六国后所建立的楚帝国的国家性质,楚及其分封的诸国与六国后的“自立”在国家形式上不能完全相提并论。汉初出现从制度上重楚的倾向,如司马迁立《秦楚之际月表》,明确表示楚是替代秦而立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云:“媚曰:故点婢,楚时去亡,降为汉,不数名数”,以及“皆故楚爵,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等记载[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第214、22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都是把楚视为一个时代,把由楚入汉的人与其他诸侯国人区别开来。[ 史籍,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在记载汉初功臣时许多都有一个“入汉”时间与入汉前后职务变化的问题,如蔡寅“以魏太仆三年初从”,卢卿“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无盐”,陈平“以故楚都尉,汉王二年初从修武”,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冯解“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但《史记》不立“秦齐”、“秦赵”、“秦魏”之际月表而独立《秦楚之际月表》,显然是把他们包括在楚的时代范围内。所谓“楚时”、“故楚”都是以楚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班固云“楚汉之际,豪杰相王”(《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也是以楚作为汉建立前国家地位的象征。]学者论汉初重楚多从法统的角度,认为刘邦集团本由楚人、楚地而来,故汉初重楚,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应当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因为从制度层面来看,秦、楚、汉也是三个国家政权形式的前后演变,汉初否认其他诸侯国的合法性而独重楚,是因为楚以国家的形式替代秦,而其他诸侯则只是属于楚国家内部结构的一部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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